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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我患上“巨型肝癌”的那一刻，我既不觉得惊奇，也没有感到恐惧，更没有怀疑是否误诊，只是在想：这种疾病怎么会落在我身上？怅然若失，但这也不过是打乱我生活的那一类“失”。当天晚上，我仍然和平常一样，一落枕就入眠了，而且一觉到天明！
据说面临这种病灾却懵懂麻木的反应，叫“钝感力”，或许我就拥有这种“力”。生长于中医之家的我，有一套独特的生存认知，认为人的机体不是完美无缺的，人吃五谷，哪有不被病害侵蚀之理？不完美、五谷不调、小毛病，都属正常现象，不要一发现某处不适，就惊慌失措。人类能够生存、繁衍、发展到今天，体内早已形成一套自我愈合的机制。一般病痛，只要心情一放松，机体就会自行调动修复能力使之愈合。医药只是强化这种自我修复机制的手段，而不是干扰、破坏这种自我修复。如果不顺此而为，没病会变成有病，小病会变成大病。所以，保持平常心态、起居规律、饮食适度，对无病者就是最好的保健品；对于有病者，就是最有效的药剂。积极之道，是适当做舒经活血运动，以增强、激活这一机制。
40岁刚出头，我曾一度心律不齐，检查结果，竟是房颤！我根本不想去深究房顫有多么严重，既未求医，也不问药，照常生活。30多年过去，心脏也没有再闹毛病。1996年，一年一次的体检，轮到眼科，医生将左眼一查再查，说：“黄斑变性，相当严重，你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很正常啊，什么叫黄斑变性？”医生没有回答我，说了句：“这就奇了。”他转身招呼科室内所有医生，都来检查了一遍，诊断结果一致。弹指到了翌年体检，在眼科医生面前，我才突然想起，问道：“据说，这只眼睛黄斑变性，是吗？”医生说：“是的，但不要紧。”再到来年体检，想起来，又问了一次，回答是淡淡的4个字：“是的，没事。”20年后的今天，我这样推想，如果第一次检查出来，我就惊慌不安地到处求医问药，那才是真正的劫数。我还曾经是高血压患者，60岁左右，发现血压超标，低压接近100。因我母亲患有高血压，有家族病史，妻子就监督我天天服降压药，如此过了五六年。有一年夏天，血压正常以后，我就忘记了继续服药。体检时，医生还是建议我坚持服用降压药，我却当成了耳边风，至今血压稳定……我这一健康与生存认知，属于认同并顺应世界的自然规律吧？
但是这一回，不能照抄老谱了。妻子的姐姐就是罹患癌症去世的，人财两失，其惨况令人记忆犹新。确诊我为“巨型肝癌”的肝外科专家吴志全教授，也不容我有片刻迟疑，争分夺秒地将我转到中山医院住院。这时，病房里那些正在为同类病痛挣扎的病人，强化了我对此症严重性的认知。但我仍然只有对罹患此症的不解与遗憾，不时呈现于脑际的，却是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八个字，寿长、寿短，听随化育吧，每个人都有生命终结的时刻，何况我已到耄耋之年。我只向医生和亲属提了一个要求：除了化疗、放疗之外，其他治疗手段我都接受，只求让我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因我的肿瘤太大，无法开刀，中山医院肝肿瘤内科主任任正刚教授就给我做介入治疗。我躺在手术台上还不到半个小时，便听他说好了！我意外得差一点跳下手术台，脱口而出：“名不虚传啊！”从此，每隔两个多月，我就做一次介入治疗，半年后，肿块便缩小了一半，然后医生给我做射频消融术——创口只用创可贴一封即可的微创手术。不到一年，我体内的癌细胞竟然完全消失了！
我如释重负，却又觉得这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必然。为何？这次沉疴，无非是我惯有的淡然面对疾病的一次新演习罢了。以往是知病而不急于求医问药，这一次，是经受了重症病人治疗中的种种折磨，不过是从另外一个维度，印证了我一贯持有的观点：人的生命并不脆弱，脆弱的是人性。
历经一年，我住院出院六次，一而再地上手术台，每天服药无数，却从来没有想去找医生详细究问这些治疗会出现何种后果，也从来不问服的是什么药，更不去研究任何一种药物说明书，同时谢绝了亲友介绍的种种土的、洋的治疗方法与药物，只是阅读我喜欢的书刊，关心社会动态，兴之所至，还给医生和护士写赞美诗。凡是来探望我的领导和亲友，都说我不像一个重症病人：我始终谈笑自若，向别人介绍发病治病的经过与感受，一如在说别人的故事。
生死由命，修短随化，“命”也，“化”也，都是以内在生存机制为依托的。应该割舍的坦然割舍，不应该割舍的也能够断然割舍，便是人性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