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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在建筑单位工作，哪里有活儿就去哪儿安家。我家六个孩子，出生在四个地方，而我的父母，一个是湖北人，一个是山东人。在我懂事之后，我的家庭才相对稳定地呆在了一个城市。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奔波最少，然而在小时候，我是多么羡慕我的父母与哥哥姐姐，他们每个人，都至少拥有一个刻写了他们的记忆与历史的站台。
父亲的站台，在汉口。21岁，他中专毕业后已经在武汉工作了5年，却忽然心血来潮，决定去支援大西北建设。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登上北上的列车，站台与列车距离很远，身高180厘米、酷爱打篮球的父亲，只用了两步。
站台上送行的人中，没有父亲的亲人，然而火红的横幅上所写的“热烈欢送”与他有关，他是光荣的支边青年，他的青春将挥洒于一片荒无人烟之处。
母亲的站台，在锦州。作为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后代，母亲的少女时代是在辽宁度过的。在母亲的叙述里，锦州火车站永远热闹而又危险，似乎每一步都会遇到坏人。那时候的她，是个漂亮的姑娘，皮肤白里透红，麻花辫一直垂到腰间，追求她的人很多，然而作为一个疑心很重的处女座姑娘，她常常觉得男人都不安好心。
母亲的行李是两只硕大的老式牛皮箱，同行的男生帮她拎上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塞进座位底下。母亲随身的布袋里装着馒头、咸菜与白水煮鸡蛋，而站台上，不知道谁的袋子不够结实，被挤烂了，白馒头与鸡蛋洒了一地。那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一样的年代，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东西，每个人上路的时候，口袋里都是面食与煮鸡蛋。
火车开动，白底黑字的水泥站牌上，“锦州”消失在夜风里。母亲这辈子再未回过锦州，然而当二姐出生时，她坚持在新生儿的名字里，镶进了一个“锦”字。
我的大哥大姐出生在西宁。那时候的西宁火车站，奔跑的还是一种窄轨小火车，姥姥家就住在火车站旁边的坡地上，爬上红砖房顶就能看到站台。大哥四五岁的时候开始爬房顶，到了六七岁，经常在房顶上一呆就是半天。
“今天，站台上有个瘸子。”他在饭桌上对姥姥说。
“有个小男孩拿个花皮球下车，他肯定是从上海来的。”他在睡觉前对我大姐说。
站台就是他的天堂电影院，每天上映不同的影片。
我去过大哥大姐的站台，那时候，大哥已经去陕西当兵，火车站旁边的那处姥姥家的平房由姨妈接管。旧车站即将废弃，偶尔有一两列火车经过，站台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些提着饭盒的铁路工人，在傍晚6点的时候，等在站台上，不说话，像站台旁边野生的枸杞。
二哥、三哥的站台在河南洛阳，他们出生的时候我父母在河南工作。
大学的时候，每年都有同学要去洛阳看牡丹，我总说要去，却因故未能成行。工作后，终于有一次去洛阳出差。回程的时候，买到的车票是发往广州的，正是南下打工潮汹涌的年代，我的同事好不容易挤上车后，发现背包带被人齐刷刷地剪断，在她的肩头滑稽地晃动。车门处挤满了扭曲的脸，想要下车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奔进车厢，透过车窗看到站台上，两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手里拿着没有带子的蓝色拎包。“抓小偷”，同事把头探出车窗，大声喊，小青年继续慢悠悠地走路，站台上跑来跑去的都是着急赶火车的人，每个人都像要逃跑的“小偷”，只有真正的小偷，宛如路人。
回家后，我对二哥说，洛阳火车站真乱，二哥挠挠头，问：“是吗？”他离开那个站台的时候只有5岁，母亲背着他，二哥的两只鞋都被挤掉了。后来每次谈起这件事，母亲总说，幸亏两只都挤掉了，别人捡去，还能穿。
我二姐的站台在兰州。那时候，姥姥、姥爷已经从西宁搬去兰州定居，母亲在姥姥家生完二姐，便把她留在了那儿，跟随单位的工程，去了嘉峪关。三年后，我出生在嘉峪关，再过几年，父母终于调去了另外一个相对稳定的单位，地理上恰巧位于嘉峪关与兰州之间。于是，母亲抱着我，踏上嘉峪关的站台，父亲则抱着姐姐，踏上兰州的站台。
我离开嘉峪关的时候不到3岁，对于站台的印象几乎为零。听母亲说，当时正值盛夏，站台上有卖西瓜的，一个青皮红瓤大西瓜，被切成一牙一牙，花朵似地摆在一块纱布下面，母亲见我嘴馋，便花一毛钱买了一牙给我，吃完我便开始上吐下泻。
那一路的折腾，深深地刻进了母亲的脑海里，此后每一次，无论谁坐火车，母亲都要叮嘱，站台上的东西不能买。
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中，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站台都已经重新翻修，连后来我成长的那个小城金昌，火车站也在去年重新修建。新的站台，有密实的顶棚，我们再也不可能踏着站台上咯吱作响的积雪，从火车上接下来一个热气腾腾的人，当他双脚落地时，豪气地感叹：这雪真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