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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去斗志的日子里，我会坐车回到曾经住过的地下室。
那个曾经的新小区，现在已经略微显得有些旧了，但仍旧绿树成阴，亭台楼阁。住在地面上一栋栋高楼里的人们，仍然把各种汽车停在楼下。小广场里，保姆们推着小孩聚在一起聊天，家庭主妇抱着小狗出来散步，她们面色轻松，自在悠闲。
推开一栋高楼脚下的那扇不起眼的小门，一股熟悉的潮气扑面而来。地上，地下，完全是两个世界。
如果能够描绘出一张透视图的话，偌大的北京城，会一下变成上下两截。上面鳞次栉比、灯火辉煌，在它的反面，有一个巨大的，宛如蚂蚁巢穴一般阴暗的地下世界，那里，曲里拐弯地住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穿着朴素，大多数都做不到每天洗头。每天，他们在这个城市上上下下地移动，面对着一种巨大的落差。
搬离这里已经好几年了。那个曾经阴暗潮湿的地方，现在更加阴暗潮湿。沿着灯光昏暗、曲曲折折的楼梯走下去，空气越来越糟糕，两侧的墙壁已经被霉菌爬满，脏出一朵又一朵的大花。
在曾经住过的地下二层，我在阴冷的过道里站着，头顶上，挂着各种洗过的衣服。一个年轻女孩，穿着睡衣和拖鞋，端着一个饭盅，从我身边走过。我知道，那个饭盅里，装的是刚用厕所门口的开水箱泡好的方便面。路过的空气，印证了这一点。
10年前，我来到这个城市。这个地下室，让我安顿下来。
8个人一间，地下二层。不开灯，就伸手不见五指。传呼机要放到地下一层的值班室才会有信号。刚来的时候，有个住的地方就不错了。那时的自己，非常容易满足，也没有特别远大的理想。唯一的目标就是：在北京生活下去！
地下室里住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有的来考研，有的念托福，有的找工作。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每个人心中，都有某种理想。
室友A，在民办学校读考研班，每天上完课，回到宿舍吃完盒饭，又抱着书去人民大学上自习。从自习室回来，又拉上帘子，坐在床上看书。天天如此，周而复始。
室友B，在中关村做销售，每天风吹日晒地奔波，为了抢业绩，经常一整天不喝水，不吃一顿饭。
室友C，疯狂地背西班牙语单词，忍受着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失败，她发誓一定要到西班牙去念书。因为，她的男友在西班牙。
室友D，在沙河一家民办学校上班，每天上下班要花4个小时在路上。
室友E，在三里屯一家酒吧工作，晚出早归，很少回来。
室友F，在一家设计学校学习设计，也很少回来。
室友G，来北京陪男朋友读研，经常换工作。找到一份，总是干不了几天就辞了。
而我，正在一家餐厅当服务员。
每当我看见室友A和室友C坐在床上，在小台灯下奋力地背单词、投入地看书时，我都能感觉到那种每一分钟都舍不得乱花的疯狂，那种疯狂的感觉真好！当我从半夜醒来，看到她们的台灯仍然亮着，听着她们轻轻从嘴里发出的念书声，我总是很羞愧，这种羞愧激励了我，我开始想写一些什么。
后来，我开始尝试写作。除了上班，我就去图书馆写，去网吧写，或者在地下室管理员的小桌上写。
最早搬出宿舍的，是室友D。她跳槽了，从那个民办学校，跳到了一个国际学校。她高兴地告诉我们：虽然那个学校也在郊区，但是，可以提供宿舍。她说，去面试的时候，校长是个外国人，对她十分好，虽然只是去做一个生活老师，但她有一种受尊重受重视的感觉，而且工资也比过去高了。
然后是室友E，在酒吧街工作，交了一个又一个的外国男朋友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真心待她的德国人，她办了签证，要和他一起去德国。
室友F搬出去的时候，邀请我们今后去找她玩。她应聘到了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就和人合租了一个小单间。就在地下室的楼上。我后来真的去看过她一次，800元一月的小小单间，她请我吃了一块香甜的老婆饼。
室友A，终于考上了研究生。一年的苦读，终于有了回报。她走的时候，把书全部卖了，非常轻松。
最后，我们离开了地下室。大多数人，就再也没有联系。但我相信，不管未来大家生活得如何，没有人忘得了那个永远亮着一盏灯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