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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大多数经济犯罪人一样，李星一进门，就对自己因钱而跌了这么重重的一跤而感到极大的悔恨，面对我接二连三地发问，他耷拉着脑袋，显出一脸的无奈与难堪。他说他没想到，与人侵吞公款137万元让他跌了重重一跤，因此而背负了13年的刑罚。漫漫13年，囚禁的不仅是自己的人身自由，更让他在事业的巅峰折戟沉沙，他的梦想竟如此地不堪一击。
应当说，年轻时的李星其经历还是非常幸运并令人羡慕的。1971年，他初中毕业后，就被招进省水电工程局，成了一名国企职工。由于自己勤奋好学，工作踏实，第二年就被单位推荐上了咸阳机器制造学校。毕业后他做过普普通通的一线工人，有过泥里走、雨里泡、汗水浸背、泪水蒙眼的艰难经历；也有过看仪器、求数据、搞验算、开夜车、熬红眼的成长过程。他出身于农家，骨子里有的是关中汉子坚韧不拔，忠于事业的信念。西安雄伟的黑河引水工程，宝鸡冯家山水库修建工程，延安市延河治理工程，他都参加过。他还两次走出国门带领水电工程队的员工，在底格里斯河上修建跨度达到550米的库伏尔大桥，他还挥师西上，在扼红海咽喉的突尼斯国，修建其城市排污工程，为非洲土著人修筑惠及万民的农业灌溉工程。每当提起这些，他会不由自主地拿出自己在外建设工地的留影，向所有在场的人夸说，喜悦之情谥于言表。
他由一名普普通通的企业员工成长为一个有胆有识、智勇双全的企业领导。在水电局领导的眼里，他是一个好部下；在诸多部下的眼里，他又是一个好领导；在父母的眼里，他是一个好儿子；在妻子的眼里，他是一个好丈夫。李星对金钱的占有欲望并非与生俱来，随着在单位地位的升高，对外应酬的逐渐增多，方方面面都需要钱，为了工程，他用自己的工资奖金招待过投标单位负责人、上级部门领导。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也太寒碜。他曾把工地上的废旧材料卖掉，用不入账的钱来支付应酬，但那太不值一提，且少得可怜。一些大型工程项目的中标，往往要在事先投入一大笔资金，虽然有悖法律，但那是行业运行的规则，根本不好规范，而且在生意场上，不少比自己地位高、权力大的人也心安理得的做着。
直接让李星心理产生裂变的是他作为连续几年的后备干部，三次提升机会居然无缘。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工作不错，应当得到提拔。直到有一天，一位所谓局内人士半开玩笑又十分郑重其事地告诉了他一个“潜规则”：“工作干得再好，也是白费力，不是有人讲：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光跑不送，平行移动，连跑带送，往上调动。”听过此话，再联系到自己平时工程中遇到的一些事情，李星仿佛得到了某种启发，他的心理天平也慢慢地失去平衡。既然升迁无望，趁着自己在位，能多得一些额外的利益，也算是一种补偿。现在不是流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说法吗？就这样，他开始了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
从1996年4月到1998年6月，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他伙同下属出纳李某采用虚列支出，收账不入等不法手段，侵吞公款137万元，并用偷梁换柱的手段，将用公款购买的一辆六缸切诺基占为己有。钱这个曾经让他心动，又让他心痛的东西，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写就了如此黯然的败笔。他想用钱为自己建造幸福生活，其实是给自己制造了一场噩梦，难怪法国伟大的作家萨岗说：“钱是幸福之门的一把钥匙，钱实在是一个好佣人，但却绝对不是个好主人”。李星的犯罪行为在卸职短短几天之后，就败露了。
开庭那天，面对检方铁证如山的指控，面对十几位亲人黯然神伤的面孔，李星这才感到了深深的后悔和愧疚。2003年6月，他被公安机关突然隔离审查，整个家面临了一场灭顶之灾，女儿正要中考，在冲刺的关口，需要父亲给她多一份关爱和支持，然而，他就这样不体面地离开了女儿，那个优秀的孩子，稚气的心灵，遭到难以忍受的伤害。就连平日硬朗、健康的老父亲，也无法接受他踉跄入狱的沉重打击，突犯高血压，导致面部瘫痪。孤苦无助的妻子在为他一次又一次奔波与呼救中，患了精神分裂症。
如果说自然力的危害不可抗拒，而这一次却是自己精心编剧和导演的，就连那个大学毕业，才华横溢的女出纳，也因他而背负了一生的罪责，把自己美好的人生年华，葬送在深牢大狱之中。他的犯罪行为，不仅让他失去了工作，更让他在自己事业的巅峰上猛然跌落，他不该失去的和因此而正在失去的乃至将要失去的东西，恐怕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