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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50岁的夏汉生成为湖北省咸宁市市委书记，这一干就是九年。九年里，咸宁市的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都有了长足进步，在省内的县市排名也不断提高，这些都与夏汉生的治理紧密相关。
需要特别澄清的是，当时的咸宁市是县级市，也就是今天的咸安区；而如今的湖北省咸宁市是地级市，在当时还叫作咸宁地区。本文出现的咸宁市，指的均是县级咸宁市。
如何理解“霸道”
夏汉生有个习惯，在每年年初召开的市乡村三级干部会上，他一定要提出一句“年度口号”。这些口号大多直指当年的发展任务、工作难度或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每一句都经过他的反复打磨。
1992年，夏汉生担任咸宁市委书记的第五个年头，这一年的口号是“无功便是过，平庸就是错”。那时，他希望用这句话告诫各级干部积极进取，不要得过且过。
提这个口号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咸宁是山区县市，耕地面积不多，农业生产也不发达。在冬季，农民没有生产任务，土地便直接抛荒。上世纪80年代末，湖北省开始推广冬季农业生产，号召农民种植油菜等经济作物，增加收入。但许多农民习惯了农闲，宁愿在屋里打麻将也不去种地，这项工作面临着很大的阻力。
夏汉生的做法是层层施压，他把生产指标分流给每一个村镇干部，让他们去动员农民，做到土地一律不准抛荒。“办法要他们自己去想，我要的是结果，完不成任务的就要受罚。”夏汉生说，一旦发现闲置的耕地，市里就要追究对应干部的责任，轻则罚款，重则全市通报。
在巨大的压力下，村镇干部纷纷出动，挨家挨户做工作。对于那些执意不愿生产的农户，干部们就重点突破，有的买好种子送上门去，还有的直接雇人或亲自动手把地种上。几年过去，农民从中获得了不小的收益，也就渐渐接受了冬季生产，咸宁更成为了湖北省的油菜大县。
当市委书记时，夏汉生用了不少这样的“蛮办法”，植树造林、土地平整、招商引资都是用行政力量去推动的。在他看来，单靠几个市领导，拼了命也干不出成绩，要用这种强制摊派的手段，通过压力逼出干部的积极性，政策才能落实。
如何解决“派系”
初到咸宁任职时，夏汉生面临的局面非常棘手。那时，咸宁的党政干部，干部队伍分成好几派，不同派系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派性根深蒂固，班子意见不统一，“一把手”工作就很难开展，因为一旦触碰到派系利益、或者与各派“首脑”的想法不一致，一把手就会遭到排挤，布置下去的工作也处处碰壁，很难打开工作局面。
夏汉生到咸宁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消除派性。擒贼先擒王，他决定从各派的领头人下手。他向咸宁地区的地委书记寻求帮助，得到了上级支持，把两个派性最重的干部调离了咸宁市。
没有了主心骨，各派干部就失去了靠山，夏汉生接着用人事变动来削弱派性。他提拔干部时不看派别，只看做事能力：遵守纪律、踏实肯干的他就提拔重用；派性太重、一心钻营的就晾到一边。当晋升的依据由派别变成能力，干部们就失去了拉帮结派的动力。
夏汉生用了半年时间，整治咸宁的官场风气。派性消除了，杂音和干扰就少了，他可以安心做工作，不再分散精力、防备有人背后拆台。他事后反思，自己能在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九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上任之初坚决整顿干部队伍，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的稳定局面。
县政改革的一大课题
从夏汉生的经历来看，权力的一定程度的集中是顺利施政的重要条件。人们常形容县委书记是“土皇帝”、“山大王”。这种说法虽然夸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县委书记在人、财、事上具有绝对的拍板权和自由裁量权。
的确，由于身处“一线”，县（市）一级的事务具体而繁琐，干部关系比较复杂，有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权力一旦分散，很容易形成九龙治水的复杂局面，助长拉帮结派的不良风气，拉低行政效率。
但是，权力的集中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由于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县委书记也成为极易滋生腐败的群体之一。近些年，纪检部门公布了多起县委书记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例，社会上限制“一把手”权力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行政效率和干部廉洁都重要，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既规范县委书记的权力，又为他们留有足够的工作空间，这将是县政改革面对的一大课题。
其实，对一个想做事的“一线总指挥”而言，权力既是顺利施政的必要挑战，同时也是一种不小的负担。夏汉生就形容，他这九年的工作状态是“眼睛一睁，忙到熄灯”。白天在乡镇、企业忙完了，晚上回到办公室，还有一摞文件等着他。上级政策、市里各个部门的请示、群众来信，每一件都得搞清楚了才能提出意见，批示给下面去落实。所有文件处理完，常常要到深夜。
由于每天的工作压力都很大，夏汉生越来越疲惫。干到第八个年头的时候，他已经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了，尤其是夜里十点以后，眼睛看东西都是模糊的。夏汉生明白，自己没有精力再做下去了，他甚至盼望着赶快换届，好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1996年，夏漢生调任咸宁地区行政公署（今地级咸宁市）副专员，结束长达九年市委书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