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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认识的女人中，母亲算是最不幸的一位了。母亲姓谭，可叫什么名字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她生于旺族，外祖父家曾是南荒地方有名的富户，地有千垧，人以百计。至于宅子，我们都说太不清，听说那一年胡子来打响窑，光正房就被烧去了十八间。外祖父是有名的枪手，可没等走上炮台就遭了暗算。经过这一场劫难，这个家便开始衰败下来了。母亲在族中的姊妹中排行第四，姨姨舅舅们都叫她四姐儿。母亲怎样嫁到这山里来我也同样没听人讲起过，不过我想这总与祖父的声望有些关系。
祖父原也是南荒人，祖父的家也是与谭家毗邻的大户。据活着的老人说，地、宅、人都在谭氏以上。可后来族中不和，便闹得四分五裂。这责任可能在于五爷和三爷，这些我听大我三十岁的远房三哥说过。
祖父在族中排行十三，分家以后便携妻儿到这山里来了。在钱氏族中我们这一支人稀，祖母只生父亲一个。
祖父是个能人，年轻时就爱结交四方好友。
祖父是个善人，人送绰号十三娘娘，听说在南荒时，年轻的祖父也曾和一班侠士扯旗占草，立志要杀富济贫。可后来他见不得血，于是便开始了另一种为善的生活。
也许正因为这样，母亲在家道中落后才嫁到这山里来。那时山里人少，山上土肥，开片荒地就打粮。在祖父的帮助下，外祖父家很快就恢复了小康。
我说母亲的不幸是在她做媳妇之后。
我们居住的这条沟南连黑山西接兴安老林，过了黑河便是老蒙古的属地。祖父不但和汉族人友善，与蒙古人也通好。那时蒙古人每年都通过我们这条沟到朱大坎、碾子山去卖马，我们家便成了这些蒙古商人的客栈了。
到了这条沟里，我们家是不雇长工的。地里的活儿由父亲照料，忙不过来时找些短工。家里的活儿则由母亲操持，家里是没人帮衬的。
母亲十六岁结婚，直到病倒从未放下过饭担儿，祖父总有客人，每客必酒，每酒必菜，母亲在世时说，只要有客人来她便是一天半宿也别想上炕的。蒙古人个个都是海量，祖父也是海量，那时的酒都是土烧，父亲说祖父高兴时一天喝过三斤。
父亲憨实，但很愚鲁。他天生就是一个不懂得疼爱妻子的丈夫。这事儿不单与祖父有关，我想与曾祖也有关。曾祖在族中排行第六，族中好事自然总是抢不上前的，所以他的孩子都很少读过书。祖父幼时乖巧，是在堂哥的书房外偷识得几个字儿。可到了父亲境况就不一样了，到了读书的年龄就来了这没有先生的沟里，加之祖父整天在外，于是就把这件人生中最关键的事儿给耽误了。
父亲是十分孝顺的，他常常在出山时忍饥挨饿，用省下的钱给祖母买点心，也常常背着偏瘫的祖父到五里外的下沟去看大戏，可是就是不知疼爱母亲。听人说母亲年轻时常常挨打，原因大多是因为在劳累后当父亲的面发祖父的牢骚。但是最凶狠的一次却是因为祖母。据说那一次父亲把母亲浸到冷水锅里，险些丧了性命。
母亲生了我，命运才算有一次转机，那年父亲三十三岁。据说在我之前母亲曾生过七个儿女，只剩下大我七岁的姐姐，其余六个都是在不足月就断送了转世的机缘。我想这与母亲终生的劳累和得不到父亲的体贴是有关系的。可母亲的好景不长，大概在我四五岁时便发了痨病，在这段日子里父亲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那时山里日子紧巴，他几乎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当，带母亲四处求医。病自然是没办法治好的，但母亲总算在生命的终极之处得到了一点安慰。
母亲下世时只有四十二岁。
据姐姐回忆，在女人堆里母亲是最知道体谅丈夫，同时也是最怕丈夫的一位了。姐姐说好像从未见过母亲在父亲面前发火，我想这种怯懦的性格也许正是她一生不幸的根源吧。
依依手足情
人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少年失去双亲。世间最真挚的情感莫过于手足肘胝。
这不是哪位哲人的名言，这是我半生来的切身体验。我出生在北方一条默默无闻的山沟里，母亲在我来到世间的第九年就踏雪走上了回归天国的路。她的死对父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在她死后的第五个夏天也追到阎王的门下去求团聚。
父母下世后留下了三条生命，姐姐大我七岁，弟弟小我五岁。那时我们已经离开山沟来到南荒父亲的祖居之地。记得父亲辞世的那天是七月初七，清早儿便有两位不速之客在门前的柳树上鸣叫。老辈人说那是催命鸦，果真就在那天夜里父亲永久地合上了眼睛。
送走父亲是第二天的中午，当他睡眠在堂伯为他选定的安息之地的时候，那间留下他最后一滴老泪的小土屋里正开着一个亲族协商会。会议的主题自然是十分明了，那便是父亲合眼之前的惟一请求。记得那个中午很闷，堂叔、堂伯、堂舅、舅爷们都闷着头抽烟，那烟味儿很辣，我好像从来不曾嗅到过。这种沉闷的气氛一直持续到下午，最后的方案是由二十岁的姐姐决定的。她说大伙儿都不用为难，我们自个儿能过，我的兄弟们还得读书。
那个下午没有眼泪。
后来的日子应该是一部书。
姐姐每天都要到田里去劳动，她要用汗水兑换三个人糊口的粮食。弟弟还小，他如一只孤独的羊羔。他很少跟人打架，但却常常被人欺负。
他的脾气很犟，挨了打也从不肯挪动一下脚窝儿。在这一点上，他很像父亲。我是照例每天到镇子上去上学，但却要担起饭担儿和柴担儿。那年月乡下燃薪如米，灶下和灶上同样匮乏。夏日里放了学便推着独轮车去杨木栏儿，那儿是小屯惟一的柴场。一刀儿一把儿，打出一小车儿，赶回家时便要月上中天了。每当这时，姐姐总会出来接我，待回到屋里总会有一个玉米馍和一碗菜汤。
那时的日子很苦。
那时的梦却很甜。
一年后姐姐便结婚了。
姐姐天性十分聪颖，据说在山沟里读书时总是排在第一名。可后来母亲得病，继而下世，她不得不在十三四岁的年龄当了弟弟的保姆。姐姐的命运很惨，在爱神向她贴近的时候她已无权选择，为了两个弟弟，她只能将自己的少女之身等同于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姐姐的聘礼只有三百元。
姐夫与大家相处的很好，他也是个自幼就失去了母亲的苦命人。一个劳动，一个持家，一个砍柴，那段日子过得还算红火。
后来就有小生命出世。
后来便有亲族挑拨这个畸形家庭。记得在一个正月，姐夫竟操一条腿凳将我的右额砸破，血流如注，险些送了性命。为这事儿姐姐要和他离婚，不过这没有成为事实。后来我便离开了这个家。在那段日子里姐姐总是很痛苦的。
后来我考进了一所师范学校，姐姐亲手为我做了一套棉衣。那套棉衣到现在还在，只要见到它心里便会生出几分暖意。
八年前在我结婚的时候，姐姐曾从乡下赶来。那时她已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了。她先是抱怨我们没告诉她信儿，后来就歉疚地掏出从别处借来的五元钱。我们都哭了。
那一日我的心里很难受。
现在姐姐已不是从前的境况了，她进了小镇后便成了万元大户。姐夫很能干，姐姐经商精明，我在小城时他们常去看我。
姐姐待我和弟弟如同母亲。我常想，就是到了渴饮黄泉的那一天，我们也是报答不完她的这份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