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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秋天，英国姑娘扶霞·邓洛普在一家港式餐馆里，与两瓣笼罩着硫黄色光晕的皮蛋相遇。
碍于禮貌，她夹了一块放在嘴里，随之三观俱裂——对她来说，这一坨脏兮兮、黑黢黢、绿幽幽、黏糊糊的东西，“如同闯入噩梦的魔鬼之眼，幽深黑暗，闪着威胁的光”。
从小就见识过土耳其、苏丹、伊朗、日本等各种“全球化”味道与绿色炒鸡蛋、紫色土豆泥等“超现实主义”菜肴，扶霞绝不是那种看见桌上端来蜗牛和腰子就吓昏过去的女孩。但是1992年秋天，她第一次来中国，面前这道“千年老蛋”还是让她猝不及防，全身发麻。
此时，离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写中国人嗜吃狗肉和蛇肉已经过去了7个世纪，可面对市场上一麻袋一麻袋晒干的蛇、蜥蜴、蝎子，扶霞不由得想起英国老乡、外科医生古德·唐宁100多年前的忠告：在广州吃饭一定得小心翼翼，“免得不知不觉就吃了条蚯蚓，或者啃着猫儿小小的骨头”。即使在英国点过油炸丸子、蛋炒饭之类的中餐外卖，但那种“东方主义”式的猎奇与偏见，总是匍匐在阴影中，给她的大脑发出警示信号。
英伦舌头与中国胃，中间隔着多远？
一年后，坐在成都一家餐馆桌前大快朵颐的扶霞找到了答案：一盘鱼香茄子。
几个月后，她申请了一个少数民族研究计划，填着表格上一栏栏的项目，编出一串串的理由，心里想的却是鱼香茄子、豆瓣酱红烧鱼、火爆腰花的香味。
1994年，扶霞成为四川大学的一名留学生，从此一头扎进了成都生活的喧哗与骚动。她和朋友们成了各种“苍蝇小馆”的常客，在街边摇摇晃晃的桌子边，狼吞虎咽地吃下一碗刺激火爆的“担担儿”；在夏夜的梧桐树下，大口喝啤酒，小口啃猪耳朵，咬一口脆生生的藕片，把新鲜的煮毛豆从豆荚里“噗”地挤出来……成都的温暖和慵懒，能融化任何英国式的刻板僵硬。在牛津长大、剑桥上学、伦敦工作的扶霞，在成都弥漫着豆瓣酱与茉莉花茶香味的空气里，萌生了做厨子的志愿。
为此，她跑到烹饪学校学艺，对着一截腰花，练习切、片、斩、捶刀法，用泡椒和豆瓣调出“鱼香味”；还跑到饭店后厨偷师，记下各种食材和菜谱。
学业结束，她登机回到牛津老家，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包，里头是郫县豆瓣、永川豆豉、新繁泡菜、汉源花椒，甚至还塞进了一个腌菜坛子……在新作《鱼翅与花椒》中，她将这些奇妙的中国菜冒险之旅一一呈现，从四川热闹的市场到甘肃北部荒僻的风景，从福建的深山到迷人的扬州古城。
对她来说，中国成就了她的事业——作为美食作家，她曾4次将有着“饮食界奥斯卡”之称的詹姆斯·比尔德烹饪写作大奖收入囊中。她的饮食习惯也被永远地改变了——那个曾经为皮蛋心惊肉跳的英国淑女，如今吃起鸭肠、脑花来津津有味。
有一次，她在肯特郡的一个小镇散步，路遇一大群鹅，想到的不是美妙的英格兰田园风光，而是一锅用豆瓣酱和花椒炖煮的鹅肉，在煤气炉上咕嘟咕嘟冒泡。
最终，她果真长出了一个中国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