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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日本那天，我在地铁站里遇到一位盲人。和周围的上班族一样，他穿着衬衫打着领带，穿梭在地铁里，头扬得高高的，走得飞快。这位盲人去买票，周围并没有人上前询问或是主动提出要施以援手，但看到他的人都默默让出了一条通道，让他在不知不觉中排到队首。搭乘扶梯时，等电梯的人同样排在他身后。上地铁时，正赶上下班高峰期，但人们自觉地把他让到最前面。
在日本，几乎每一部电梯都有盲文按钮，还为肢体障碍者专门设置了位置较低的按钮。电梯会用语音通报楼层，避免视力障碍者遇到不知道该在哪层下的尴尬。
公共洗手间前有盲文指示牌，方便视力障碍者出入。在供肢体障碍者使用的洗手间里有一张小床，他们使用洗手间后，可以短暂休息。所有公共区域都设有坡道，供轮椅自由出入。室内一些地方设置有扶手，上面的盲文标识十分清晰，为视力障碍者提供方便。
在拜访一家为肢体障碍者服务的机构时，那位坐在轮椅上却依然西装革履的负责人笑着说，1990年，在东京的470个地铁站里，无障碍电梯的数量几乎为零。
他告訴我，1986年，日本障碍者群体自发成立了DPI-Japan组织，致力于为障碍者发声，保障和完善残障群体的基本利益和需求。那时，日本的肢体障碍者几乎不敢出门，因为别人经常会问：“你们行动不便，为什么还要出来坐地铁？”从1989年开始，每年都有一天，他们会组织残障人士乘坐地铁出行。
DPI-Japan坚持：如果不为自己的利益代言，那改变将不可能发生。他们执意和普通人一起坐地铁，宣告自己的权利。最开始只有几个残障者上街，工作人员会把他们从地铁、公交车上一一抬下来。后来，当几百名甚至几千名残障人士一起上街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社会需要的不是有更多的人来抬他们，而是要为他们创造条件，让残障者也能自由自在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日积月累，20年后，东京的地铁站已达770个，其中超过87%的地铁站有无障碍电梯。
在日本，公交车上会贴一个轮椅标志。当有肢体障碍者上车时，车门的台阶处会伸出一个由挡板形成的坡道。上车后，有专门固定轮椅的位置。当残障者乘坐地铁时，会有工作人员拎着手提箱大小的物体前来。那是一个可折叠的坡道，铺在车厢和站台之间，无须任何人帮助，轮椅就可自如上下。甚至，出租车行业也推出了残障者友好专车。比如，有些车可以把后两排座位收起来，打开后备厢，伸出一个坡道供轮椅进入。
在日本，即便是重度残障者，也能享受平等和尊重。我们曾拜访过一家重度残障者的日间照料机构。在一间宽敞的活动室里，重度残障者们被志愿者推出来，围成一个圆圈。一个带有响声的球摆在每个人面前，沿着一条长长的滑道滚落，把球滚得最远者获胜。
盲人可以听到球互相撞击的声响，肢体障碍者在一边计算分数。哪怕全身几乎没有一处可以自由活动的重度残障者，也能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微微转头，用牙齿咬住一个塑料棒，把球从高处推落。所以即便是重度残障者，也可以参与游戏。有竞争有合作，往往令参与者开怀大笑。
我们去一家开办了10多年的融合餐厅吃饭，服务人员由残障者和非残障者组成。餐厅能同时容纳20多人就餐。楼上是培训机构，为心智障碍者提供不同类别的培训。障碍程度较轻的，学习与人沟通的工作，比如点菜、接电话；障碍程度较重的，也能完成折叠宣传单、摆放碗筷这样经过重复训练就能掌握的技能。
融合餐厅在自主运营的同时，也能获得政府支持。残障者凭残疾证在餐厅就餐，只需负担10%的费用，剩下90%由政府补助。普通人来这里吃饭，饭菜的价格也比其他饭店低很多。因此，来就餐的顾客很多。这样一来，残障人士减轻了经济负担，饭店也可以盈利。
日本有许多服务于18岁至65岁智力障碍者的生活实习所，帮助他们通过劳动技能的培训融入社会、创造价值。实习所根据障碍者的智力水平和个人意愿分为A类和B类。A类障碍者经过一定周期的生活、工作训练，能完成饼干制作、资料整理甚至蜡染、编织等工作，毕业后，实习所会把他们输送给企业，并跟踪回访。B类障碍者残障程度较重，无法真正进入社会工作。即便如此，他们也会在机构内接受庇护就业训练，比如折叠宣传单、包装盒等。
这些打动我的画面，是日本东京在经过20多年的探索后，给予世人的答案。更多的时候，残障者需要的不是“救助”，而是“服务”，是让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