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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瑶，作家、翻译家、独立摄影师。
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想弄丢一个人很难，可是想找到一個人也没有那么容易。
我从没想过我会彻底弄丢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她叫刘黎，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朋友，遇见她那一年我13岁，失去她那一年我18岁。
我的整个童年时期是没有朋友的。
女生之间所谓的友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手拉手一起去厕所，无论做什么都要在一起，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但我没有这样的朋友。
幼儿园期间，某天午休，我发现自己床上的被子和枕头都不是自己的。原来有个小女生觉得我的床阳光好，就和另外几个小女生趁我不在时，把我的被子挪到了角落里最阴暗的一个下铺，并威胁我不许告诉老师和家长。我穿了新衣服会被她们剪破，玩游戏时永远没有人把手绢丢到我的身后。
读小学以后，我成了招人讨厌的好学生。6年来，6次投票选“三好学生”，每一次我的得票都是个位数。后来有人偷偷告诉我，是班长一直跟大家说，不要选我，并且为了不选我，会组织大家把票投给最没有可能入选的同学。班长还会不请自来地跑到我家搬弄是非，挑拨、栽赃，什么招数都用。我能够很清楚地感觉到，班长指挥大家站在我的对立面，我永远也无法融入集体。最后连我也讨厌起自己，我不知道要怎样做才能让大家喜欢我。
现在的我才明白这种东西叫作“冷暴力”，没有打架、扯头发，没有辱骂、霸凌，是心理与感情上持久、缓慢而又深入的伤害，带来那个年纪的孩子所无法理解的孤独与难过。可你的身上没有伤口，别人也看不到你受伤的过程，难以求助，无法描述。
所以，我变得自闭，躲在房间没日没夜地看书，把书里的人当作朋友，写厚厚的日记，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热闹的世界。13岁的我放弃了自我拯救，也放弃了会有人来和我做朋友的奢望，我几乎接受了自己所有的不可爱与不被爱。就是在这时候，我遇到了刘黎。
那一年，刘黎21岁，来到我所在的初中实习。班主任带她进来时，谁也没把这个皮肤很白、看起来有点弱不禁风的姑娘放在眼里。
她个子较矮，有些腼腆，自我介绍时说：“我是安庆怀宁人，那里是海子的故乡。”因为这句话，我从习题集里抬头看了她一眼。
她说：“我想用一句他的诗当作见面礼。”说罢，她拿起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句话：“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
我看着黑板上字迹清秀的那句话，好像真的被阳光灼烧了眼睛。那一刻，我觉得讲台上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她那么美，是一种我没有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过的美。
或多或少刁难实习老师是学生们的一点恶趣味，何况像小白兔一样温柔的刘黎脸上仿佛写着“我好欺负”四个大字。被冷落了两天后，她用一个早自习解决了这个问题。
前一天她帮班主任批改了我们的周记，趁机把每个人的本子翻了个遍，记住了40多个名字。第二天早自习时，她在教室里从前走到后，再从后走到前，和每一个人说话，确认自己通过文字对每个学生的想象：你喜欢这个，我也喜欢；你上周去旅游了；你感冒好了吗……就像来自老朋友的问候。
走到我身边时，她说：“是你啊，文笔那么优美，只是有点忧郁。”紧接着又说：“忧郁没有什么不好，不敏感的人写不出打动人心的东西。”我的脸红了，与其说是害羞，不如说是震惊，震惊于她对我说的话。
她又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我也反问她，她说她喜欢三毛、村上春树，最近很喜欢余杰的《香草山》，还说了很多我从未听过的名字，然后她直接拉过我的手说：“我写给你吧。”她说着就用钢笔把那些名字在我手心里写了下来，还对我眨眨眼说：“别被班主任发现哦。”
那个瞬间，我受宠若惊，因为她像个朋友一样，与我有了不足为外人道的小秘密。
这些作者的作品不在家中摆满中外名著的大书柜上，我就自己去书店找。初次翻开《撒哈拉的故事》，我惊呆了。2000年初，网络尚未普及，没有那么多人分享世界各地的好东西，海外旅行遥不可及，我相信长在20世纪90年代的同龄人在翻开三毛的海外故事时，一定都像推开了一扇窗，窗外风沙猛烈，几乎不能呼吸。原来有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原来可以这么酷。
课间，刘黎主动邀我去操场散步，和我说起她曾为了去省城的电影院看《泰坦尼克号》，偷偷搭上缓慢的绿皮火车，独自被光影人生震撼的事情。那时她目光灼灼地对我说：“一个人看电影，以后一定要试一试呀。总有一天你会享受独自做一件事的感觉，那个时候你不再需要人群提供安全感，你一定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那时候，我只觉得这些话是听起来漂亮的话，美好却指意不明。但它们以润物无声的方式，经由刘黎埋藏在了我的心底。
说完这件事的周末，她特意约我去看电影，看的是刚上映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要知道，我从未与任何人在课外约好一起做任何事。所以，从她手里接过珍珠奶茶，在电影院里她拍着我的小臂哈哈大笑时，我其实掉眼泪了。
一切都是因为，她像个喜欢和我在一起的朋友。
实习结束那天，她在讲台上抹着眼泪说，每个人都是带着各自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有美好的，也有阴暗的，她想栽培美好来对抗阴暗。
那时候的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写一封长长的信给她，小小的我用了很大的字眼，我说：“你像是奇迹，让我看到了自己长大后的样子。”
很快我收到了她的回信，从那时起到我考上大学为止，我们通了6年的信。
有时她会回忆大学生活，有时会文案对未来的期望，也常说心里的失落或者孤独。她写下的文案读起来都极美好。而我呢，梅雨时节拎着鞋子光脚踩着水跑要告诉她；秋天悬铃木落叶心里有点空荡荡的要告诉她；第一次长途旅行去青岛，把拍下的照片寄给她；后来去三峡，告诉她夜晚行过高山峡谷时心里的那份郑重。
她总说她看到我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在最为重要的那6年里，她就这样陪我一路长大成人。
我第一次用寝室电话给她打过去时，她正准备换工作，她说：“会有很多你不能理解的人，也会有很多不能理解你的人，没关系，去做你最想做的事。”
我没有留过她的QQ号，也没有把她的电话抄在任何无法销毁的地方。在她告诉我新工作地址前，我的手机被偷，恍然发现竟然没有可以找到她的方法了。
因为联系变得太方便，我们不再记得要给对方一个具体的地址，不再等待一月一两封的漫长信件，我们总以为一个电话就可以随时抓到对方，却忘了来得容易，去得也飞快。
我尝试过很多方式，最终都没能联系到她。我很想告诉她，我真的在写书，也在翻译书；我会去旅行，会享受孤独；我有了能够理解彼此的一些朋友；我还没有被生活磨灭赤诚天真；我没能像她一样温柔如水，但我做到的事情里有属于她的那一部分。
我也很怀念那些仔仔细细读一封信再写一封长信的夜晚，所有的抒情都因为缓慢而更合理，所有的情谊都因为等待而变得更持久。没有微信，没有微博，没有手机，没有QQ，也不怎么打电话，却没有失去过重要的人。
现在的我早已明白，小时候无论怎么假装合群都不可能交到朋友；而现在，再怎么独来独往也一定会遇到和自己一样的家伙。世界终究会变大，就像游戏里一点一点被点亮的地图。在这个变大了的世界里，人分为很多种，而每一个种群都数量可观，我们都不例外，我们总能找到彼此喜欢的同类。
但对于13岁的我来说，很难想象卧室与教室之外的世界到底有多大，更难想象之后的10多年，我会陆陆续续遇到这么多截然不同又都很有意思的朋友。那时候，我想不到会有人陪我看凌晨4点北京街灯熄灭的瞬间，想不到夜晚的胡同口有人一起喝泛着泡沫的啤酒，想不到会有人陪着去长城上一起看天地之大美，想不到有人陪我上天台只为了抱头痛哭说一些再也不愿想起的傻话。13岁时的我，内心堆积着许多无从发泄的情绪，绝望地想着，是不是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和我一样矫情的人来跟我做朋友呢？
幸好，我遇到了刘黎，不幸的是我长大了，她却不见了。如果你碰巧认识她，请你一定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