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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冬，21岁的单嘉玖走进故宫，从头学起，成为一名书画修复师，这一干就是40年。如今，她已是我国顶级书画修复师，当之无愧的“大国工匠”。20世紀80年代，单士元在审查工程图纸
她的父亲单士元（1907—1998）与故宫的缘分，更具传奇色彩，有人将之概括为：“溥仪出宫，单士元进宫。”1924年，清逊帝溥仪出宫，民国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17岁的单士元应聘为“善委会”查点物品的书记员，从此，他的一生与这座宫殿紧密相连。从最初的档案整理，到共和国成立后主持故宫全面大修，直至耄耋之年还在为故宫恪尽职守，他被尊称为“看护国宝的国宝”。
单士元先生在故宫工作了74载。如今，单嘉玖也已经退休，但是她仍谨记父亲对她的教诲，兢兢业业为故宫修复书画、培养书画修复人才。父女两代人用自己的生命时光守护国宝，续写着故宫的历史。
薪火相传两代人的故宫缘
走进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书画修复室，外界的声音似乎都消失了，仿佛有一道天然屏障，将不远处的故宫开放区里日均6万游客带来的喧嚣都屏蔽了。在这里，时间停留在每一个不急不躁的细节上，停留在与文物同频共振的呼吸中。修复师们手上有最精准的老手艺，看似轻盈的动作，却是经过千万次练习后达到的精准与稳健。
单嘉玖留着温婉的齐耳短发，身着白大褂，工作中的她专注而内敛，同时透着一种“手艺人”特有的细心、耐心与严谨。墙壁上，是她刚刚耗时4个多月修复完成的清代宫廷画家周本的山水画贴落。在她身旁，几个年轻的修复师正一丝不苟地修复着养心殿的隔扇芯。他们都是她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单嘉玖时不时俯身查看，给予指导和建议。尽管已退休两年，但是她依然如往常一样，一件接着一件地修复书画，因为太多的书画在等待她的抢救与修复。
在故宫从事书画修复长达40年，至今她耳畔犹会回响起父亲当年的谆谆教诲：“故宫的文物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结晶，这些文物永远会被人们珍视、传承下去。你做的这份工作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把文物完整地传下去，你要跟师傅好好学，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靠经验去完成的事。”
父亲语气中透出的对故宫的热爱，至今仍深深印刻在单嘉玖的脑海中。“紫禁城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饱含着父亲的深情厚爱。从17岁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到经历故宫博物院从成立到成长的所有风雨跌宕，父亲在故宫度过了74个春秋，可以说无论在工作上还是感情上，父亲都与故宫博物院融为一体了。”她说。单嘉玖正在修复古代字画
在故宫里，单士元先生感受过祖国的风雨沧桑，也见证了共和国成立后走向振兴与富强。
单嘉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我这一生看过五种旗帜在故宫飘扬——大清的龙旗，孙中山辛亥革命的五色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日本的‘膏药’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我只爱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单嘉玖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她说，每天父亲都比她更早到故宫。“我父亲一辈子早已养成一种习惯，只要不出差，每天一定要在故宫里走一走、看一看，直到90岁时还天天来故宫转转。”
单士元先生曾说，故宫作为原明清皇宫，一砖一瓦都是不可再生的历史遗物，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认识与研究。“父亲走遍了故宫的每个角落，每当发现维修中的垃圾，一定要好好检视，只要发现有价值的构件，包括残砖碎瓦、颓梁断木，都会加以保留。即使拆下来的破顶棚他也会认真检查，如果发现夹层中有乾隆高丽纸之类的宫廷旧纸，会让图书馆的同志前去采集，以备修书之用。”
单嘉玖始终铭记，父亲在得知她要从事书画修复工作后，对她郑重嘱咐：“修复文物不能玩文物，只要触犯这个底线，就会产生私心。这是咱们家的家规，你一定要做到。”父亲的教诲，单嘉玖始终不敢忘。甘守清贫的她从未涉足过文玩市场，40年来，始终如一地静心修复着每一件国宝文物。她退休后，曾有公司付很高的报酬请她去帮忙，被她谢绝：“是故宫培养了我，我只给故宫干活，给故宫培养徒弟，外面的事一概不参与。”
“修复文物不能玩文物”，也是文物专家单士元先生一生恪守的原则。他从不收藏文物，从不以商业目的为别人鉴定文物。他生活朴素节俭，曾笑言自己是“三穷老人”，即穷学生、穷职员、穷教授。他说：“故宫处处是历史，件件是文物。对于鉴定文物，我并不反对其重要作用，但单纯以货币价值定高低，那是古玩商人，而不是文物工作者。”
“每当有人问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是什么？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父亲做了什么，而是他的师辈们对他的影响。故宫博物院是在军阀政权的不断更迭中艰难地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我常听父亲忆起陈垣、庄蕴宽等先生。他说，当时这些先生在故宫工作，一无工资，二无津贴，他们没有私利和私心，有的只是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觉悟与正直的人生态度。”
单嘉玖说：“父亲对师辈始终有一种深深的崇敬，这几乎成为鼓舞他一生的力量。他传承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也影响着我。”
父亲始终坚持“修旧如旧”原则
“父亲一辈子最看不够的是故宫宏伟的建筑。”单嘉玖说，父亲曾经谈到他开始研究古建筑的原因，那是20世纪3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读研时，听陈衡哲教授在西洋史课上讲道：“中国建筑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可惜的是，外国人写的世界建筑史中，从来不提中国建筑艺术，因为他们不懂，也因为我国缺乏专业人员从事研究，因此被人瞧不起。”这番话对他触动很大，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驱使下，他立志在建筑领域刻苦钻研。
共和国成立后，单士元先生以加倍的热情投入所热爱的事业之中。故宫宫殿自鸦片战争以后就日渐衰落，当时，故宫博物院缺少专职的古建筑研究保护人员，也没有专业的古建筑维修队伍，大量的古建筑亟待修整。
1954年，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找到建筑学家梁思成，请他推荐一位能够管理故宫古建筑的专家。梁思成说：“用不着我推荐，故宫现在就有一位——单士元。”于是，经郑振铎局长推荐，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委任单士元先生主持古建筑维修保护管理。此后，单先生将自己的余生全部贡献给了故宫古建筑保护事业。
“不住人的房子容易坏，面对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从什么角度入手、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保护方针尤其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