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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身体的一部分，耳朵一经出世就使命重大。从一个人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它就要紧随人的左右，听从人的调遣，虽说不是赴汤蹈火，但也是不辞辛苦，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唯恐留下半点遗漏。换句话说，耳朵总像两个容量超大的高级微型收录机，被安在了人的脑袋上，要随时随地向主人报告来自声音方面的消息。
伺候人的事情就是累，累在要被无理由地改造，接受和适应环境。耳朵一开始就摊上了这种破事。这是耳朵式的宿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想听还是不想听，这个嘈杂的世界都要向耳朵发送声音，耳朵只有乖乖就范，别无他择。有时候，是耳朵主动要听的，可更多的时候，耳朵只是可怜虫，被安插在空气中的接收器，只能被动地接收，无辜地接受各种各样声音的强力改造。想想吧，还有谁能像耳朵这样宽宏大量、四海皆收、忠心耿耿：不管是高分贝的低分贝的，干净的肮脏的，还是好听的不好听的，高雅的俗气的，它都照听不误，分毫不差。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想叫主人耳听四方，眼观八路，做一个“知道情况、明白事理”的人。
刚开始的时候，耳朵要练基本功，分辨身边最原始的声音。在乡下，它先要分辨的是虫鸣、鸟叫、鸡啼、狗吠、牛哞，这些声音来自大地心灵的深处，因而它有机会接受最初的乡村美感启蒙；在城市里，相信它没有那么幸运，它首先要分辨的可能是尖锐的汽车喇叭声，深夜里，它第一次清楚地分辨出来了，继而，它也听到了一阵胜过一阵的婴儿凄厉啼叫。随后，耳朵要担当更大的使命，像一只疲于奔命的轮子，紧紧跟随主人，没有城乡区别，进入更加广泛的空间，接受更为敏感复杂的声音接收训练。到了能够轻易辨出周围任何声音的时候，它便和它的主人一道，成熟起来，走进了我们熟知的世俗世界。
有一件事情是耳朵非做不可的，它横亘在人成长的路上，算得上是世间给予它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但是耳朵不怕，耳朵对此是积极的、主动的。它认真地感受别人的发音技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牢牢地记住了其中的规律要领。后来，它渐渐地听懂了本地方言，还有可以跨地域使用的其他语言工具。这是它能为主人做的最为实在的一件事情，主人为此赏识它，信任它，听从它。
但是，耳朵的烦恼也是显而易见的。出于忠心和负责，那些好听的话要传给主人，不好听的话也要传给主人。传了好听的话，主人就高兴，会从心里嘉奖它。要是传了不好听的话，主人对它就有意见，说三道四的都有，嫌它长得太长了。耳朵为此苦不堪言，总觉得当个传声筒不容易，夹在里头不好做人。后来，它干脆学乖了，该听的听，不该听的打死它也不听，宁愿装一次聋，作一次哑。
最苦的耳朵被安在了工人农民的身上，它们要一直跟随工人农民，进入车间木工厂，或是来到太阳炙烤的地面上，随时随地接受噪音的鼓捣，经受高温天气的常年考验。这种鼓捣和考验都不好玩，与其说是耳朵在接受改造，不如说是耳朵在经历磨难。也因为如此这般磨难，耳朵往往具备了草根色彩，得到了人们格外的疼爱。但是疼爱都是马后炮，到后来，大家会发现，这些耳朵怎么笨重了，这个声音的开关怎么失灵了。
有一种耳朵的改造是最规范美丽、高贵典雅的。你一定猜到了，它是音乐教室里的听音练耳训练，从音色、音质开始，再到音高、音准，到节奏缓慢变化、情感起伏。这样的耳朵是幸运的、敏感的，也是独具气质的，它会超越于常人，捕捉到那些跳跃的精灵，把一堆堆的声音当做自己的盛宴和美餐。
不过，不管是在履行职责也好，还是在从事崇高的改造事业也好，受难的耳朵仍然要无休止地受难，稍有差错，人们就要埋怨揪它。揪完了还要再大声责问一句：你耳朵到底都长哪了？
一个人一生都在做一件事情，沿着一个方向努力，他到头来会觉得太累了。耳朵比这个人肯定更累，它的一生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改造，沿着不同的方向去努力，就像一个需要掌握多种技艺、身经百般磨难的特工。一个人如果把一生听到的声音一下子全部重放出来，其数量之巨，声音之杂，肯定是匪夷所思的，也肯定是令人可怕的。因此，到了七老八十，耳朵害怕了，感觉听得太多。它疲惫不堪，甚至有点厌烦这为名为利的人间世界，最后干脆耳聋耳背，充耳不闻，不再接受任何一种声音的改造。它重归故里，像个纯真无邪的胎儿，只管听那来自身体里的声音、喃喃自语的样子。它终于关闭了一生辛苦建立起来的接收系统，正式放弃了自我改造的欲望，也拒绝了各种强行给予的改造。反正它不再讲面子了，独立自我了，就像参透的禅，耳根清净，一心一意要伴着它的身体，回到最初空了寂静的状态，寻回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