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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真话比全世界的分量都重”，这是刚刚去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说过的话。索尔仁尼琴以批判的方式爱国，以灵魂的良知写作，一生坚持讲“真话”，即使遭遇关进监狱八年、流放两年、剥夺国籍驱逐出境的打击，也始终如一，不改初衷，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三岁小孩都懂得的讲“真话”的能力，许多成人却在不断弱化、异化、退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性的悲哀。如果说政客说谎是愚弄民众，那么作家、学者、演员们不能或者不敢在自己的作品中讲“真话”，而只一味迎合金钱、权力或低俗趣味，则无异于为谎言披上真实的外衣，是对民众更加恶毒的愚弄。
二月河先生的历史小说《雍正皇帝》曾轰动一时的，由它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更是家喻户晓。小说、电视剧把雍正描写和刻画成一位忍辱负重、发政施仁的君主，一位朝乾夕忆、爱民如子、求才若渴的了不起的好皇帝。面对里里外外纷繁复杂的政务军务，雍正常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批阅的奏折堆得像小山；他减赋税促农业，带领内阁大臣、六部堂官们去农田体验生活，在阡陌垄亩间感受农民“汗滴禾下土”的辛苦，甚至还亲自赶了一阵牛、扶了一把犁；他上台不久便开科取士，殿试当中，不单为天黑还没完成考试的举子掌灯，犹师长，如慈父，还把逛青楼养妓女的举子拔擢为前三甲，可谓“不拘一格降人才”。
历史上的雍正诚然不懒，但说到勤政，则是暴君的勤政。雍正在位十三年，勤政之一是剪除异己，诛杀功臣。对稳定边疆的年羹尧责令自尽，对扶他登上皇位的隆科多囚拘致死，还寡恩到屠戮亲人，胤礻题、胤礻唐等亲兄弟就被这位皇兄长期圈禁和配边，皇三子弘时更是被作为父亲的雍正“削宗籍死”、抱恨黄泉；勤政之二是思想钳制，全民洗脑。雍正御制《圣谕广训》，颁行天下，劝忠劝孝，人人诵习，如果稍有懈怠，必遭飞来横祸；勤政之三是惨无人道的文字猝。从因投献文字攀附年羹尧引发的汪景祺、钱名世案到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反的曾静、吕留良案，雍正执政13年，大型文字狱就有14起，不仅处死、鞭尸者数十，还牵连无数。某考官曾经从《礼记·大学》中选了“维民所止”一句作为乡试的考题，不知怎么传到了雍正耳朵里，一贯阴鸷他认为“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了头，这时考官虽已作古，仍遭到戮尸、枭首之刑，其兄弟家小斩杀的斩杀，流放的流放，惨不忍睹。这就是我们小说家笔下和电视屏幕上“勤政爱民”、“励精图治”、“识才尊贤”的“伟大君主”的真实面目。
据报道说，阎崇年先生最近在无锡新华书店进行签售时，遭人袭击，目前打人者已被拘。对一位古稀老翁动手，行为实在过激，事实面前，对错分明，无须多费口舌。但从相关的报道来看，打人者是因为对阎先生的观点有极不认同处，又苦于无处理论，便君子动口改成动手了。打人者显然失德，而阎先生的讲座和接受记者采访中对历史细节有“失真”和“偏颇”也是不争的事实。比如阎先生对努尔哈赤近乎崇拜的歌颂，对入关清兵烧杀抢掠所持的暧昧态度，甚至说雍正的“文字狱”对于清朝的统一和减弱对政权的诋毁起到了积极作用等等。只要看过先生的讲座的人，都不能否认先生对清朝的鼓吹和歌颂中不乏违背真实、美化丑恶的现象，这倒与《雍正皇帝》或《雍正王朝》在取向和观点上不谋而合，在时间上遥相呼应。历史小说热电视说书热，造就了一批包括作家、学者、演员明星，一些人为成为这种明星而求新、求异，泥沙俱下便成必然。缺乏冷静思考的一蹴而就，必然导致事实的“失真”。于是，历史的硬盘里，便塞满了这些明星浮想联翩的虚假数据。看来，人类这台庞大的电脑中毒不轻。
学者的想象，作家的杜撰，导演的篡改，演员的献媚，不光使历史面目全非，现实也在艺术油彩的涂抹下失去了它的本色。今年春晚，赵本山饰演的“黑土”，在“火炬手”选拔获胜后发表感言时竟然连简单的语言表达都不会，面对话筒只知道“啊、哈、了”，狼狈不堪、语无伦次。不能想象这就是我们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洗礼、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形象。而黄宏在小品《打气》中憋足了劲吼出的那句“我不下岗谁下岗”，也与生活中的情形相去甚远。因为大家有目共睹的是下岗工人围着厂门久久不愿离去的身影，是夜夜辗转反侧的惶恐不安，是心灵震憾和撕裂带来的切肤之痛，“我不下岗谁下岗”之类的豪言壮语的确闻所未闻。这种诞谩不经的演绎，归根到底是功利牵引的虚假逗乐和肤浅戏说。当你的思绪在这些翰墨书香和声色银屏中停留时，清醒的你一定会感到周身的风都充满着虚幻和谎言。
说“真话”是文艺作品的生命线。巴金提倡说真话，于是就有了《真话集》；冯友兰先生后悔自己文革中说了假话，便坚持不把《论孔丘》收入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在文艺作品中说“真话”，不仅是实现“雅俗共赏”目的不可或缺的途径，也是文艺作品流芳久远的“不二法门”，就像把“真话”看得“比全世界的分量都重”的索尔仁尼琴，以及他那以“真话”为灵魂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