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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最近出版了一部有关中国终身学习的报告，这是继世行发表的有关中国知识经济报告后的另一部重要报告，也可称为上一篇报告的姊妹篇。
上世纪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发达国家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提出了终身学习的建议。这是面对知识经济时代而提出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是保证使劳动力的素质能不断提高，从而使劳动生产率也能一直有所增长，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世界银行报告的作者达尔曼、王水林、曾志华等经济学家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指出中国经济若要再上一个台阶，保持长期发展，也必须朝自主创新的方向发展，而终身学习又是保证使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为自主创新奠定基础的最佳手段。
人类的知识传授方法经历过几个阶段：在农业社会，是一种言传身教式的、师傅带徒弟式的方法。到手工业发展起来后，这种方法也没有太大变化。直到工业社会出现后，人类社会的教育形式才得到了很大的改变，文字教育成为主要的方法，知识可以经过教师通过课堂大批向社会传授。但是，对每个人而言，教育仍然只是年轻时期的一段经历。而信息社会的出现给传统的工业社会教育形式带来了新的冲击。因为信息作为知识的载体无处不在，而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获得信息。而且，人们逐渐意识到，为了应付市场的竞争，必须不断获取新的知识，终身学习成为新的习惯。
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发现，若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把创新这一原来经济学家认为是外生的因素变成内生的。在这一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而如果要使创新成为企业一种内在的需求，就必须提高企业员工的创造性，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而这一切又与教育有关。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政府才有针对性地改变了发展政策。过去，政府喜欢强调影响经济增长周期的政策，希望通过政策的微调来保证就业与增长。现在，政府转为强调终身教育，希望通过发展教育来保证本国劳动力的素质不断提高，保证国民经济的创新能力，以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应该说，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20多年的持续发展，奠定了经济腾飞的基础，但如果不注意保持创新能力，下一步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仍是个前景不明的问题。所以，发展终身学习式的教育也是中国的重要发展战略。世界银行的报告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
然而，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发展终身学习式的教育还会遇到一系列的困难。如果我们不未雨绸缪，从现在起就着手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可能很好的政策建议也得不到落实。
一、中国的教育有着几千年的传统，而中国教育传统中的核心——“师道尊严”，就是发展终身式学习的一大障碍。
师道尊严树的是老师的权威，靠的是老师掌握着获取知识的诀窍。因此，中国的老师不愿意轻易把自己控制的信息源告诉学生，否则老师就不容易保持自己的权威。虽然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在普及教育上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我们的教育一般局限于信息的传授。老师总是一点点地把信息释放出来，让学生感到老师的权威。考试也就是考那些让学生掌握的信息。因此，虽然我们的考试看起来很难，但学生毕业后一到现实工作中，就往往不知道如何应付。我们也把中国的毕业生称为“高分低能”。
终身式学习是每个人毕生都要做的事，而且主要是学会自学的方法，能自己主动学习。因此，适合这种教育形式的老师应该是启发式的，应该主要教会学生如何去搜集、整理信息，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从这一角度看，终身学习时代的老师更应该是“良师益友”型的，而不是师道尊严型的。然而，要让中国的老师们理解社会的变化，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思维方法和教学方法，这并不是件一蹴而就的事，起码需要对现有的教师大批进行培训。
二、随着终身学习制度的普及，获取信息与其他知识的途径更加便捷和多样，知识与学位都面临着“贬值”的危险，我们的社会心理尚未做好准备。
信息与货币有一定的相似性。谁都觉得钱多点好，那么如果大家的钱都多了呢？那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知识也是一样。如果大家都有了知识，那么知识也就不那么“值钱”了。如果终身都可以学习，不断积累就可以得到越来越高的文凭，获得各种高学历文凭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学位也就贬值了。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读大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读书的时间越来越长，文凭拿得也越来越高。但与此同时，一些人兜里揣着硕士、博士文凭，却很难找到工作，甚至有些人大学毕业了却不得不去做“蓝领”的工作。这种现象在我国也开始出现，大学毕业生要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并不那么容易。
其实，这反映出人们的心态与现实之间的一种差距。人们总喜欢拿他们熟悉的标准去衡量，而这些标准往往是上一辈人的标准，已经无法适应当代变化迅速的社会了。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并不是社会上没有工作，而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文凭贬值的现实，不愿意接受那些他们认为文凭比他们低的人才该做的工作。换句话说，许多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以为自己应该成为“知识分子”了，然而到社会上一看，才知道人家只把自己当作“知识工人”看待。这种反差成为新的失业问题来源，它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也出现在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如不及时地做好舆论准备，这种心理与现实的差距就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
三、终身学习必须要有制度的保证，目前，并不是所有机构都认识到了培养员工的必要性。在当代社会，人们的流动性增加，调换工作岗位与工作单位已经习以为常。因此，有些企业或机构的领导并不认为培养自己的员工一定会对自己有利。比如，一个企业如果让自己的员工接受在职培训，而当某些职工接受了培训后决定要“跳槽”，那不就让其他的机构占了便宜吗？如果社会上各种机构的领导都这么想，那终身学习岂不成了空洞的口号？
但是，终身学习对加强一国的国民经济竞争力却非常重要。所以，发达国家对职工的在职培训都做了立法，大企业必须为职工定期提供在职培训的机会，如果企业不遵守，职工可以起诉企业并获得赔偿。正是法律提供了制度性的保证，才使在职培训成为终身学习的基础，而各企业因为都必须为自己的员工提供再培训机会，大家也都因此而平等了，企业的领导也就不必担心让其他企业占自己的便宜了。中国要发展终身学习方式，必须也制定自己的法律框架，以期使这种方式能成为社会共同遵守的规则。
当然。向知识经济转型，发展终身学习方式，是我们选择的大方向。这一切都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果社会风气不正，腐败横行，再强调知识，再强调终身学习，都可能走样，都可能流于形式。政府用于补贴教育的经费可能被挪作他用，可能用来填满自己的腰包；培训可以成为“奖懒罚勤”的机会，为那些占便宜没够的人提供一个明目张胆偷懒的借口。承认各种培训的资格，本是拓宽教育渠道的办法，是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承认劳动力智力水平的办法。但如果那些买卖文凭的人趁机浑水摸鱼，就会破坏对劳动力能力的评估。因此，只有在综合治理的层面加强工作，才能为我们发展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