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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在苏州城外的一个偏僻村落，有一处不太普通的农宅，房屋依竹林而建，前有花径、水塘，后有假山、亭阁，林深竹密，像一所清幽的寺庙。宅院的主人名叫沈周，以诗书画冠绝于世，历史上著名的风流才子唐伯虎、文徵明皆出于其门下。沈周出身世代书香门第，然不好做官，唯好寄情山水，来此做客的人，自然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是特地把家从苏州城搬到这里来的，就是为了避开尘俗的喧扰，图个清净。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一天，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乡村惯有的宁静。
来人青衣皂服，一副衙门里当差的打扮，说起话来眉毛上扬，声音向上挑着：“你是沈周吗？太守有令，征召你进城服劳役，为太守作画，现在就跟我们走。”
沈周一愣，但随即急忙上前恳求说：“请小点儿声，不要惊动我的老母亲。这样吧，我早去晚回，按时去画，保证不耽搁。”
原来苏州城新来了一位曹太守，盖了一座新房，落成之后就命令征召当地有名的画工，想把楹梁之间都画上画，装饰一番。结果衙门里有嫉恨沈周的官吏灵机一动，就把他的名字也写在其中，让堂堂画家去做小工的活计，也算羞辱他一回。
小吏们走了，在沈周家做客的朋友们愤愤不平：“这个新来的太守不知道先生您的大名，不然怎么敢如此轻贱您呢？我看您不如去求一下当朝的权贵，让他们说一下情，免得去做那下贱的差使。”
朋友此言非虚，想沈周是什么样的人，15岁游南京，写百韵诗，巡抚崔恭，惊奇得有点不敢相信，即召他以《凤凰台赋》为题，当面测试他的文才。沈周“挥笔立就，词采粲然”，崔恭叹服不已，称他为王勃复生。景泰四年（1453年），苏州太守汪浒赏识沈周的才学，推荐他应贤良科，仕途之门为之洞开，沈周以占卦得“遁”之九五，退隐为佳的名义，坚辞荐举，游艺丹青，洒翰诗赋。他的画一改明初以来纤细拘谨的风格，粗放磅礴，纵情写意，开一代画风之先河，时人无论是文人名士，还是达官贵人，无不以有一份沈周的手迹为荣耀。
如此之身份，却要降身去做一个如奴役般的画匠，难怪他的朋友如此愤然。不料沈周却淡然一笑，回答说：“我不过是一介平民，官府征召去服役是分内的义务，有什么轻贱呢？如果让我去求那些权贵而免除服役，那才是真正的轻贱啊！”
其后，沈周果然每天到太守府去上班，与众多画工一起，描梁画柱，装饰壁画，丝毫没有受辱之感，早出晚归，乐在其中，一干就是几个月。装修完毕，曹太守亲自来验收，很是高兴，见沈周的活儿干得很出色，还特地赏了他几文钱，沈周躬身道谢。
不久，曹太守到京城述职，谈完工作，听汇报的吏部官员随口问道：“沈先生近来身体好吗？”曹太守不知所云，但听他口气似是很熟，又不敢细问，只好唯唯诺诺地含糊回答：“他身体挺好！”改天曹太守又去拜访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李学士旁的事都有些心不在焉，却独独问他：“沈先生有书信让你带来吗？”曹太守茫然不知所措，只好信口应道：“有书信，只是还没送到。”他实在弄不明白这位沈先生究竟是何来历，竟让京城的高官如此惦念。
慌忙退出之后，曹太守赶紧去拜访自己的好朋友侍郎吴宽，问他：“沈先生是什么人？”吴侍郎详细向他说了沈周的情况。回到住地，他又问跟他来京的随从，才知道沈先生就是那个给他绘饰墙壁的画工。这一听曹太守吓得汗流浃背，自己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折辱了一位名士。最要命的是自己在李学士面前信口胡说,倘若没有书信,可如何跟上司交代啊！
曹太守自京城回到苏州,连家都没敢回,就直奔沈周家拜访,一再道歉,引咎自责,并诚恳地请求留下来吃顿饭,喝杯水酒。沈周无奈,只好粗茶淡饭相待,曹太守已感受宠若惊。饭后免不了又求书信一封,连夜派人送往京城。
时人评价沈周,“逍遥超脱,名利两忘”。的确,他虽然高致绝人,但却和易近物,即使如小贩、农夫、牧翁等来向他索画,他也从不拒绝,甚至有人拿赝品来请他题句,他也乐然应之。
相传,有一位穷书生,因母亲病重,无钱医治,便认真临摹了一幅他的画,并求其题字,好多卖几个钱。他见此十分同情,就在这幅画上稍加修饰,题上款,盖上印,果然售得高价。
他不论到什么地方,索画的人总是“履满户外”。有一次游西湖,住在宝石峰僧舍,求画的人蜂拥而至,好友感慨地赋诗一首：“送纸敲门索画频,僧楼无处避红尘。东归要了南游债,须化金仙百亿身。”可能正因如此,传世的沈周画作中假画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作品的市场价值,不过对于沈周来说,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一位名满天下、人人景仰的大师,一下子被当做普通的画匠来对待,这个落差也太大了,可是沈周“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体现了一位大师的宝贵品质。一般来说,一个画匠被当做大师来对待犹能承受,而当一位大师被当做画匠来对待,却往往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就是一道分水岭,一位大师与画匠的区别,绝不仅仅在绘画的技艺上,更在于对待名利的心胸和气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