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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当兵时，一次去天津市，见街边一小饭馆门口黑板上写有“炒面”，很觉奇怪：俺山里人吃炒面，敢情你们天津人也吃炒面？回来一说，引得老兵们哄堂大笑：新兵蛋子，山筋了不是？人家那是什么炒面，那是炒面条！你们山里的炒面跟人家那炒面是一回事吗？
不是一回事。
早先，山里的人家，是家家都吃炒面的。尤其是冬天，早饭常常就是拌一碗炒面，再灌下两碗稀粥，就齐了。拌炒面，最好用熟透了的柿子（我们那里叫烘柿），把炒面拌得不稀不干，有了甜味，就好下咽多了。
那时的炒面，是把玉米和少许的黄豆，还有糠炒熟，在碾子上轧成的。碰上年景不好，就糠多粮少了。除了糠之外，也有把酸枣面掺进去的，叫酸炒面。如果把晒干的柿子皮轧成面掺进去，就是甜炒面了。最昂贵的炒面是掺了栗子面的，我只在小时吃过一次。最难吃的炒面，是掺了春天柿树上落下来的小柿子胎（叫柿篓），吃一口满嘴的木头气，实在难以下咽。
冬天的街头，你看吧，端了碗吃饭的人们，几乎清一色是在拌炒面。用筷子使劲在碗里搅过来拧过去地拌，夹起一坨大口吞咽。吃完了，碗里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残留。
看炒面的颜色，大致可以判断它的成色。凡是黄褐色颜色较浅的，一般是粮食相对要多些。如果是黑乎乎一大碗，不是糠多就是掺了其他的不知什么面了。我记事时，已经是合作化时期，家里吃的炒面还是掺糠的，不过不是太多。
我本人对炒面更深的记忆，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刚上初中，国家的经济形势说不行就不行了。开始时学校食堂还能有馒头卖，很快就只有切成肥皂块一般的棒子面饼子了。再后来，“低指标、瓜菜代”来了，棒子面里开始掺槐叶面、橡面、玉米轴面，能吃的不能吃的都掺过。就这也是按定量供应，想多吃一个，拿粮票来。星期天回家返校时，人人都是小口袋大口袋地挑着背着。口袋里有窝头、饼子，极个别富裕的同学会有一个半个馒头。人人都不能缺少的是炒面袋子，炒面好保存不会馊，吃得时间长呀。
一到开饭，匆匆吃完自己那可怜的一份儿，大家就开始用剩下的少许稀粥拌炒面。那真是炒面的博览会，有黄色的，有褐色的，也有近乎黑色的。互相换着尝一尝，也是各种风味应有尽有。甜的，香的，微苦的，发粘腻的，松散不抱团的都有。我尝过最好的，一个是北川一位同学的，玉米、黄豆，好像还有一点大麦，喷香！而南川一位姓冯的同学背来的炒面，看上去与刚磨的生玉米面没有区别，很奇怪。可是一吃，却是不掺一点假的纯玉米炒面，也很好吃。而我背的炒面，因为掺了糠，同学们都说吃起来垫牙，不好吃。
这不起眼的炒面，可不能小瞧。灾荒年，一盆炒面也许就能救下人命来。红军长征时吃过它，八路军打小日本，也吃过它，志愿军出国作战，在冰天雪地的朝鲜前线，也离不开它。魏巍同志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里，就说到志愿军在坑道里，一口炒面一口雪的艰苦生活。来自祖国的炒面，也曾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做出过贡献呢。
现在，乡亲们早就不吃炒面了。炒面，一种传统的、普通的、穷人离不了的食品，终于退出舞台和我们说再见了。尽管有时候还有点怀念它，但经济发展带来的这类淘汰，总的说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