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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文天祥绝对是一位顶级的民族英雄，光辉事迹数不胜数，再加上一首《过零丁洋》，就像岳飞有《满江红》、诸葛亮有《出师表》一样，更让他的形象光芒万丈。
不过，现在我要说的是他的一位朋友——张千载。
张千载跟文天祥是同乡好友，从小在一起读书，被老师视为“双璧”。可惜张千载的运气不是很好，当文天祥高中状元、飞黄腾达甚至官至宰相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举人，郁郁不得志。
文天祥知道他的才学，就想拉他一把，推荐他出来做官。但张千载心气很高，始终没有去见文天祥，一直在家里种种田、读读书，安贫乐道。
后来到了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率军抗元失败，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县北）被俘，一路北上押解到大都（今北京）。张千载听说后，立即变卖家产，等文天祥一行路过他的家乡时，就跑去上下打点，请求跟随文天祥一起去大都，照料他的起居。元军统帅也很敬仰文天祥的为人，就答应了。于是，一路上，张千载天天服侍文天祥，给他喂饭，帮他洗漱，像一个忠心的仆人。
到了大都后，文天祥被关押起来，张千载就在附近找了个房子住下，每天去给文天祥送饭。文天祥在狱中写的一些诗文，他也花钱买通关系，将它们秘密带了出来，其中就包括那首著名的《正气歌》，在民间广为流传。
就这样，张千载倾家荡产，不避寒暑，尽心尽力地服侍了文天祥三年之久，直到文天祥被忽必烈下令处决。此时已身无余财的张千载，不知道又用了什么办法，硬是将文天祥的尸体运了出来，而且还将在俘虏营中自杀殉夫的文夫人欧阳氏的尸体也一起找来，火化后将二人的骨灰带回了老家。
或许是文天祥的光芒太过耀眼，减弱了跟他同时代的人的亮度，但张千载的行为，很值得我们将他重新提起来。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张千载只是一个小人物，他终生都没有做过官，也没有带兵跟元军打过仗，甚至倾家荡产服侍文天祥，为的也是个人私谊，而非民族大义。但谁又敢说，他的行为不值得我们敬仰？
当文天祥风光时，接受过他恩惠的人不计其数，但到他落难时，却没有人站出来，反而是从未接受过他恩惠的张千载，选择站出来，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他的敬意。这种小人物的生命亮度，是任何“民族大义”都减弱不了的。后人也没有忘记这位文天祥的义友，把这种朋友之间的情义称为“生死交情，千载一鹗”（张千载号一鹗）。
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让我又想起来“文革”时的一个故事。
“文革”初期，傅雷被打成了右派，经常要接受检查甚至辱骂、毒打。傅雷是一个品行高洁的人，受不了这些侮辱，就于1966年9月3日在家里服毒自尽，妻子朱梅馥也上吊自杀。
傅雷夫妇的尸体被火化后，因为他们的长子傅聪正在英国，次子傅敏也被关进“牛棚”，再加上当时人人都噤若寒蝉的社会环境，他们的骨灰一直放在那里，没有人敢去认领，即使是他们的亲朋好友，也都因各种各样的顾虑而踟蹰不前。
在那样一个时代，再加上傅雷夫妇的身份，如果骨灰得不到认领，很可能会被丢弃街头。这时候，一个谁都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把他们的骨灰带回了家。
这个人叫江小燕，是上海一个普通的女工，跟傅雷一家毫无关系，只是因为她读过傅雷的书，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不忍心让他的骨灰抛洒街头，就冒充他的干女儿，将骨灰带回了家。
更可贵的是，江小燕不光留存了骨灰，还专门给上级写信，为傅雷夫妇辩护。可想而知，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文革”结束后，傅雷的长子傅聪返回国内，江小燕这才把留存了十几年的骨灰郑重地交给了傅聪。
此时的傅聪，已是名扬世界的大钢琴家，就问她有什么可以报答她的。江小燕说，给我一张票吧，我想听听你的演出。
傅聪说，那天他哭了很久，既为父母的骨灰失而复得，更为江小燕高贵的品行。
这就是小人物的生命亮度。
许多事情原本跟这些小人物没有多少关系，但他们却出人意料地站了出来。只是因为他们朴素地相信那个人是好人，不应该受到那样的待遇。
这就是小人物的思维方式，更接近于人的本性，而不是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干扰，所以，他们的生命才更有亮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