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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是靠传统的媒妁之言而结合的，两家都穷，算是门当户对。只不过父亲上到了高中，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没能上大学，而母亲大字不识一个。这一点也许为父母长期无言以对埋下了伏笔。父亲虽然是个老师，可是他不爱说话，平时在家总是听母亲唠叨。每当我们问起母亲和父亲当年初识的情境时，母亲总是这么一句：“他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我还以为是个哑巴呢。”以至于后来总听到母亲叫父亲“哑巴”。
我1976年出生，有一个姐姐——丽，我的名字是一个“明”字。母亲说姐姐的名字是她取的，而我的名字是父亲取的。我问父亲是什么意思，父亲说“丽”是美丽的意思，而“明”却是通晓事理的关键词，父亲说美丽是很短暂的，而“明”会是受益漫长的一生。为这两个名字的好坏，他俩经常争辩，当然总是以父亲的沉默而告终。少年的时候，父亲还是小学里的民办教师，几亩薄田只母亲一个人在经营。父亲不喝酒，可是爱抽烟，还喜欢打牌，母亲很反感他这些恶习。因为这个他们时常吵架。随着弟弟的出生，祖父的去世，祖母的失明，家里负担陡然加重，学校的工资太低，父亲便辞了那份工作，多接了几亩田来同母亲一起种。虽然田地多了，可也只能勉强养家糊口。
我的母亲身材高大，说话嗓门也大，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时常只听到母亲一个人的声音，别人还以为她在自言自语呢，殊不知父亲就在她旁边埋头干活，一言不发。小的时候，从没见过父母在一起好好说笑过一回，父亲的沉默和母亲的啰嗦，形成了一道看似永不和谐的家庭风景线。我放学了总是不愿意回家，因为家里不是争吵就是沉寂。家里只有一样是让我留恋的，那便是几乎天天都有鱼吃，母亲不吃肉，只爱吃鱼，我们三姐弟便也随了她都爱吃鱼。夏天的鱼多半是父亲从河里或钓或摸回来的，而冬天则是用网打捞上来的。父亲看着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着鱼肉时，偶尔会露出浅浅的笑意来。在整个童年里，我们眼中的爹妈就是一对冤家，让我们感觉不到多少温暖，稍微懂事一些，我便猜测父母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关于姐姐和我的名字哪一个更好的争论到1998年方止。那一年姐姐大学毕业刚分配到浙江工作不到半年，突然传来噩耗——姐姐遭遇车祸不幸身亡。那时小弟快高考了，父母统一口径不告诉他。当他们处理完姐姐的后事从浙江回来，在泪光里我看到母亲和父亲互相搀扶着蹒跚地走过来，形容枯槁，两个人的头发两天之间白了一大半，母亲的眼中含着泪花，父亲的怀里揣着姐姐的骨灰盒。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父母那么亲密，在人生最悲苦的时刻，除了最亲的人还有谁能给你温暖？但我觉得那不是爱，那不过是一种本能的依赖。从此母亲不断自责，说是她没有给姐姐取个好名字，而父亲竟然也说是自己的不对，不应该总说美丽是不长久的。自从姐姐永远地离我们而去后，家中少了许多争吵，父亲也不怎么打牌了。阴雨天或者是冬日无事时，母亲就在家纳鞋底，父亲则有时坐在一边看书，有时在一旁搓麻绳、扎扫把什么的。那时我已经中专毕业了，在镇上的一家小工厂里上班，吃住在家里。我突然觉得家里温暖了起来，可这温暖因为姐姐的不在而时常涌出泪水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时常看到母亲默默地流泪，而父亲则静静地陪着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偶尔一两次看到父亲将手搭在母亲的肩头，轻轻地拍打几下。父母就像一对朋友似的互相尊重起对方来。我不由得感到难过，他们没有爱，活得累不累啊？
母亲的病是2000年秋天发现的，她是在疼到忍不住在地上打滚时才被父亲强行送到医院的，检查结果是左肾重度积水已失去功能，需要摘除，右肾也有轻度积水。母亲不想做手术，因为弟弟还在上大学，家里并不宽裕。母亲住院了，她的双腿肿到不能下地行走，父亲既要照顾失明的祖母，又要到医院照顾母亲，我说我请假来照顾妈妈吧，可父亲不让，他说你照顾不好的。我在休息的时候会到医院里陪母亲。吃饭的时候，父亲小心地给母亲喂饭，菜是他自己炒的，没有放盐。傍晚的时候，他还背着母亲在汉江边散步。有时我跟在他们身后，在秋日夕阳的余晖里，我无声地看着我的父母，面对即将到来的生离死别，一江东流不息的江水发出了我心中的呜咽。
因为舅舅的资助，母亲在众多亲友的劝说下终于同意了做手术，手术很成功，母亲不久就回家了，只是不能干重活，父亲也不让她下地，只让她操持家务事。从那以后，从不吃肉的母亲竟然经常买肉回来，亲自做出各种花样来，她自己还是不吃，只静静地看着父亲吃得有滋有味，我这才发现父亲原来是那么的爱吃肉。我突然发现父母亲经常相视而笑，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知道，也许是从汉江边上的散步开始的吧？
如今我在千里之外的深圳打工，弟弟在武汉就职，家中只剩下父母二人，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他们会感到寂寞吗？前些天，习惯写信的父亲给我寄来了一张相片，相片上的父母并肩而坐，两人都笑吟吟的，在家里的大门口前，他们端坐在长椅上，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满头的银丝刺伤了我的眼睛，而那份经过岁月冲刷的浓情又深深地温暖着我的心。我这才明白，原来有的爱是不用说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