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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有记忆之前，我们家没有房屋，父母先是带着姐姐，而后又添了哥哥，到处租人家的房屋。
父母租不起整幢的房屋，只能租一个偏僻暗窄的小房间，全家人合睡一张床。我出生之后，一家五口挤一张床。夏夜，父亲热得睡不着，就坐在屋门口看星星。
后来父母买下了一座旧瓦房，对我而言那是记忆开始的地方。
旧瓦房大门朝东，临街的铺面用木板隔出一小半，作为姐姐的闺房。这间铺面曾经租给一位女裁缝，五十来岁，镶着金牙，身上永远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女裁缝要做生意，来不及做饭，就跟我们家一起吃。一天我从外面回来，也不洗手，掀开饭锅盖子就抓冷饭吃。女裁缝吓了一跳，从此就置了一套锅碗，跟我们家分开吃。
姐姐閨房的西边是父母的卧室，靠着板壁有一排很老很结实的柜子，父亲把杉树枝藏在柜子后面，到了我和哥哥犯错误的时候就拿出来打我们屁股。兄弟俩知道杉树枝藏在何处，却并没有把它扔掉，因为父亲很少打人。那天因为什么事，母亲冤枉了我，我找出杉树枝塞到母亲手里，气恼地说：“你打吧！”母亲说：“你错了，我还不敢打你？”我更加愤怒，就脱了衣服，这下母亲反倒迟疑了。
父母的卧室西边是火落，煮饭的小灶在这里，熬潲的大灶也在这里。这里还是吃饭的地方，有水缸、饭桌和橱柜，挨北墙还有一方小小的天井。
下大雨的时候，天井里挂下成排的檐水，父亲说“成了水帘洞”。下大雨，旧瓦房到处漏，我们就到处摆着盆子、桶子，叮叮咚咚好不热闹。
火落西边是草楼，楼上堆着晒干的稻草，楼下是我和哥哥合睡的床。我喜欢爬到草楼上去玩，在稻草中钻来钻去。有一次，我从草堆里找到母亲埋藏的花生，用蛇皮袋装起来的。我天天去吃，把花生壳留在袋子里，在袋底掏个洞口，伪装成老鼠偷食的样子。那天母亲要炒花生，到草楼上打开蛇皮袋子一看，立即骂我“偷吃婆”。我嫁祸于老鼠。母亲说：“你哄哪个呢？老鼠不会把壳掰开两半，只会把壳咬碎。”
我们那里有个“风俗”，夏天到家门口吃夜饭。因为天气热，屋里蚊子多，那时候又没有电扇，也没有电视可看，屋里实在待不安稳。到家门口吃饭，街上有凉风，邻里可以聊天，简直是一种享受。每到吃夜饭的时候，一只大老鼠就从我们家屋檐底下沿着两根平行的电线爬过街道上空，去造访对门周木匠家。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跺跺脚、拍拍巴掌、叫喊几声吓唬吓唬它，次数多了，见它每天准时过“索桥”，我们就预备一根竹竿，等它一上桥就用竹竿打。我们怕打断电线，缩手缩脚，老是打不中。“索桥”秋千一样在空中摇晃，老鼠吓得叽叽叫，就是掉不下来，最终还是有惊无险爬过去了。
住在旧瓦房还有许多趣事，比如麻雀会在瓦缝里做窝，孩子们乳牙掉了要扔到屋顶上，有时候也把田螺壳往屋顶上扔，爱听那清脆的滚动声。
姐姐出嫁之后，我们家把旧瓦房卖掉，买下生产队的牛棚以及牛棚前面的坪地、牛棚后面的菜地，在坪地上建新瓦房。新瓦房是“搭垛”的，就是出一点钱，借用邻居家的一堵山墙，这样我们家只砌一堵新山墙就够了。上梁那天，照风俗要撒粑粑，放炮响，吸引好多人来观看。两个女人指着新山墙，交头接耳地说：“山墙歪的……”我仔细一看，真是歪的！我爬到施工架最高处，让一块碎砖贴着新山墙坠落，落地点离墙脚有两三寸远。我担心新山墙不安全，天天观察，幸好新山墙并没有继续倾斜的迹象。
新瓦房竣工了，这是一间有木楼的铺面房，楼下放一张床，属于父母；楼上放两张床，属于我和哥哥。父亲用边角木料做了一张简陋的方桌，放在楼上靠窗的地方，带着羡慕说：“你们有书房，还有书桌，我小时候想都不敢想。”为了鼓励我和哥哥读书学习，父亲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书房”窗子两边：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在新瓦房住了没几年，哥哥结了婚，要分家了，父母又买了一块地，造第三座房屋。
第三座房屋是平房，比起瓦房要气派多了。铺面十分宽敞，正好安下我们家的小小米线作坊，屋顶就是晾晒米线的好地方。铺面进去是楼梯间兼厨房，再进去是两间卧室。屋后还有一个小院，水井、猪栏和菜地都在这里。然而，自从住进了平房，父亲就迅速变老了。我上大学那年，父亲右手抖动不止，右腿微跛，走路迈着小碎步，像是慌张赶路的样子。这是帕金森病，很难冶愈。我用力握住父亲的右手，想让它安定下来，却感觉到它热得发烫——肌肉深处，看不见的血管里头，涌动着勃勃的力量，那是病魔在作祟。
父亲去世后，我成了一个背井离乡的游子。每当想念父亲，三座长长的房屋就像三列小火车从记忆深处呼啸而至，车上有父亲、母亲、姐姐、哥哥，还有我。父亲是车长，母亲是乘务员，三姐弟是有时淘气有时乖的乘客。我们五个人，虽然有过各种吵闹，心底却有同样的愿望，旅途要平安，幸福是终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