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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打开记忆的抽屉，翻出这一段时，却常常伸了伸手，又缩了回去。它的色彩与气味难以辨识，不属于我愿意拎出来欢欣地跟人分享的那一种。
那一年，像是一片泡腾片在水里咕噜咕噜冒泡，酸的甜的咸的怅惘。成长的滋味总不是那么明亮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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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四年级，我们家住在学校西边的厢房里。学校粉刷成了白绿相间的颜色，那四间房子和主楼颜色一样，当初就盖成一体，预示了它的用途。我妈作为教师，当时从另一个很远的村子调过来，离家很远，我也只好转学跟过来。
刚来的一阵，我们住在附近的小姨家。后来，我妈才向学校争取，住到了学校的西厢房。那四间屋子，一间作为学校的小卖部，一间作为库房，留给我们家住的，只有两间，分别是厨房和卧室。
村里的学校没有围墙，厢房和那四层楼房围起来的一块空地就作为操场。空地前面是几间破破烂烂的空房子，一间破败到少了一面墙的，被老师们用来放自行车，里面偶尔有人偷偷小便，总有一股呛人的味儿。另外几间尚且有门的，有时会住着一些外地来打工的建筑工，他们居住的时间都不长，某个工地的项目完了就撤走。
东边是学校的厕所，厕所周围也是几间快要坍塌的房子，并没有人管理。天色一暗，厕所周围就显得阴森，充满未知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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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两间屋子，院子没有围墙，家里没有自来水，公共厕所在几十米外。朝东的窗户很大，早上太阳很快照满整个屋子，让人无处躲藏，冬冷夏热。现在回想，选择住在这里，一定是妈妈为了节省房租，而学校愿意让我们免费住，是因为有点人气可以保护学校不被砸了门窗玻璃。
窗玻璃的确一直完好无损，可我们学校偶尔还是会失窃，教师办公室丢了些稿纸和本子、计算器，以及放在抽屉里的些许零钱。
我的同桌就是个小偷，虽然他唇红齿白，眉清目秀，看上去腼腆可爱。他有时候会跟我讲他和几个大些的男孩如何去集市上偷人家的皮带扣，那是一条皮带最值钱的部分。
我见过他用写着我们学校公用笺的稿纸。我还曾跟他讲述过办公室失窃的事情，我妈妈的吹风机并没有丢，她推断应该是小孩子干的。
同桌听得很认真，然后说他推理出一定不是小孩子。这让我愈加肯定他参与了这件事，尤其是他在用着我们学校的公用笺写作业，但出于很奇妙的心理，我并没有跟任何人说。
他拿过一些卡通贴纸到学校，把下面那层覆著薄膜的黄纸揭掉，就可以随意贴到本子或书上。虽然并没有意义，可是小孩子们都稀罕这种没用的物件儿。同桌有十几张一模一样的贴画，这让我疑心它们的来路，倘若自己买，不会这样舍得，也不会只买一种图案的。他给了我一张，我终于也没有问，怕伤了他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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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那样的房子里有诸多不便，可我浑然不觉，很容易就接受了生活的变化。
我妈是个乐观的人，一切的不便她都有办法解决。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大缸，用来储水。平时就去附近村民家打上一桶水，两人再用一根长木棍抬回家倒进缸里。屋子门口放一只泔水桶，用来盛生活废水。晚上泔水桶便拎回屋里，充做便桶。
我是不敢在夜里去那遥远的厕所的，因为传说中的恐怖故事。倘若要上大号，也会悄悄溜到屋角的花坛里，躲在冬青树后面，拿把小铁铲挖个坑，之后再埋上。冬青树的前面有我们家种着的一排大葱，权当作施肥了。
有一次，一个老师的老公开了汽车过来，车停在院子的角落里，车灯刺眼地照向花坛，我竟无处躲藏，可又不好意思出来，因为恐惧要在这种局面下跟人家打招呼。于是坚决地蹲着挨到那车子离去。心里想，或许他们其实已经看到是我，所以悻悻不快了一阵。
我在卧室的炕上蜷缩着写作业，怀里抱着个硬纸盒垫着。有些好奇心重的孩子会趴在窗户上往里看，这让我烦心，因为我喜欢边看电视边写作业，而且不想给人知道这个秘密。
后来我妈给窗户钉上了带花纹的白色纱网，白天可以抵挡一下窗外的眼睛。但到了晚上，灯光一亮，白窗纱毫无作用，只能早早拉上枣红色的灯芯绒窗帘，在寒冷的冬天，那厚重的窗帘还可以抵挡一下冬日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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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边破房子前面，是个杂草丛生的山坡，平时学校里的垃圾都扔在那里。有一阵，我还去捡过废纸，拿着旧蛇皮袋子，把一些扔掉的试卷和作业本整理好放到袋子里。我并没有抗拒做这件事，我妈让我去我就很自然地去做。
有天碰到同学林玲玲的妈妈下班回来，推着自行车上山坡，遥遥地嬉笑着问我：捡废纸做什么啊？我涨红了脸说：拿来引火。我家烧大灶，点燃玉米塞子和松球前的确要用火柴点燃纸张，好让草料更容易点着。但我心里明知道不是这样的，我捡的废纸，妈妈会拿去卖的。我觉得自己做的是光荣的事，但又莫名有些羞愧，便低了头不看她，望向有些脏了的衣角。
林玲玲的妈妈有时会使人不快。我和妈妈在集市上偶然碰见她，她会东拉西扯说半天。例如，有天她说起某个成绩很好的女孩子，却不修边幅，又不善言辞，形容了半天，最后恍然大悟道，是跟你闺女差不多的一个人。
我在一旁早就听得不耐烦，鞋底的花纹快要在石板路上蹭光了，并没有心思去弄清她话中的艺术，但我妈显然领会了，一边走一边解读给我听。从此我知道她大约不喜欢我，处处要林玲玲压我一头似的，后来我便不肯去她家找林玲玲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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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洗澡不便，夏天晚上下大雨的时候，我突发奇想，穿着背心短裤跑到学校门前平台的雨水管下面，把头发湿透，再抹上洗发水。虽然是八月的天气，冷的雨水浇在身上还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手心痒得要命。我咬咬牙，心想挺一会儿就会适应的。
可前方破房子的窗户边突然贴过一张脸来，一个打工的男人发现了我，便惊呼起来。趁其他人都来看热闹之前，我跟着空中的一个炸雷一起赶紧逃窜回家，再也不敢出去了。
那会儿我还小，又剪着短发，跟小男孩没什么两样。也许他们的生活太过乏味了吧，好不容易有个不可思议的热闹可看。
后来我学了新闻，看到报纸上关心农民工情感生活的专题时，总想起那些住在旧房子里的人。
沿海的夏天有些潮湿，常常要晒被褥。被子搭在晾衣绳上，晒了大半天，傍晚的时候便充满了阳光的气息，棉花也膨胀了起来。我很喜欢在中午钻进晾衣绳的被子阴影下面，觉得温暖熨帖，充满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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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上了初中，非常害怕老师来家访，因为家里实在太局促，没有客厅，也没有椅子，来了人都要在炕上坐着。好在直到我们家买了房子搬走，老师也从来没来家访过。
我和同桌上了不同的中学，之后偶然见过一次，远远地彼此看了一眼，也许不知道怎么寒暄，索性两人都没有开口。他戴了眼镜，胖了一些，愈加腼腆起来。看他的样子，应该过得还不错，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林玲玲和我在一个学校，然而我们似乎没有太多交情，虽然她很愿意跟我讲一些漂亮女生的八卦。青春期里每个人都别别扭扭的，喜欢大惊小怪故作夸张，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我们从那个住处搬走后不久，妈妈也调动工作，到了新的学校，那个村子虽然离得不是很远，我们却再也没回去过。大约那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怀念的，一直想要摆脱那局促不便，过上更舒服的生活。
去年夏天回老家，我突然燃起强烈的愿望想要到那学校看看，从前生活过的地方还在不在。听说附近生源减少，好几家小学合并到了一起，心想破房子肯定已经被拆掉，校舍可能已经改做他用。
果然，村里多了许多二层小楼，面貌大变。我跟爸爸骑着电动车在村里来来回回转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那个学校，那平房、那山坡，也都寻不见了，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一般。我只好说，算了，我们回去吧。心里却隐隐有些失落，莫名觉得那段回忆宝贵起来。
我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校舍全都拆迁到别处了，似乎我们这代人活该没有回忆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