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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9月，中日爆发甲午海战。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颇深，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如死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其实，满朝文武中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就在几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一年后，这个叫张謇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去做一个商人。
状元下海办厂，是千百年来一个天大的新鲜笑话。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完善科举取士以来，蟾宫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然而，张謇经商却颠覆了所有的荣光。
张謇经商的动机，与赚钱无关。他出身农家，苦读成名，有过10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当状元时，他已年过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轻狂。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他还曾替张之洞起草过《条陈立国自强疏》，明确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在一篇晚年自叙中，他回顾说：“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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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要办一个纱厂，他起名为大生，其意源自《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状元办厂，雷声很大，但实际上很窘迫。他的创业资金只有区区2000两白银——其中700两是向朋友借垫的。所以，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他拟定了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公开向社会集股。
结果很不理想，很多人并不信任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商的书生，甚至有人问他：“什么是工厂？”
到1896年年底，办厂的钱才筹了不到8万两。这时，对张謇颇有好感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提出，国营的南洋纺织局有2万多锭积压已久的纱机，可以将这些设备折成官股，与张謇搞一个“官商合办”。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有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除锈就花去6000两。走投无路的张謇咬牙接下这堆机器。他重修集股章程，大生的股本定为50万两，其中，2万官锭折价官股25万两，他再另筹25万两社会资金。
就在这时，作为江苏同乡的盛宣怀答应帮他筹集资金，二人还签署了《通沪纱厂合办约款》，谁知最后，盛宣怀却是一分钱也没有兑现。张謇对此大为恼火，从此对官商绝了念想。
直到1899年夏天，大生纱厂才筹足资金开了工。5月23日，第一批白棉纱出了厂，当日开动纱锭6000锭。到1900年2月，大生纱厂就赚回利润2。6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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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天生有管理和经商之才。在大生纱厂创办之初，他亲自执笔撰写《厂约》，对自己和几个董事做了分工，各人均有明确的职责，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具体规定；每天下午两点各部门主管举行例会，有什么问题都及时在例会上讨论解决。有趣的是，《厂约》细到对招待客人时点几个小菜都有规定。《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达195条。这在当时，恐怕已是中国人自办企业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在纱厂正常生产后，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成本，张謇接着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自己种棉花。接着，他又陆续开办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铁）冶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这些企业都与纱厂有产业上的关联性：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下来的棉籽；办大隆皂厂是为了利用广生油厂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为大生纱厂生产包装纸和翰墨林的印刷用纸；办复新面粉厂是因为大生纱厂有富余的动力，而且每天浆纱织布需要大量面粉；办轮船公司是因为大生纱厂的运输需要；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因为外来人口渐多需要住房；办铁厂则是为了制造织布机、轧花车等设备。
如此完备而精妙的产业链打造，完全是大工业制造的理念，不但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在百年后的今天，仍是商业战略上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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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提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他们宣称穿上一件画有符咒的衣服或喝了一种“神水”后就可以刀枪不入。慈禧太后居然相信这是真的。她下诏向各国宣战，号召“义民成团，藉御外侮”。
當时，李鸿章被派到广东任总督，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刘坤一任两江总督，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张之洞在圣旨下达同日，电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李鸿章更绝，他径直对辖内官员说，北京的电报发错了，“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但是，大家对如何解决危机仍束手无策。
这时，盛宣怀提出“东南互保”方案。具体来说，就是四大总督向各国公使保证，他们将“奉诏”自保疆土，长江及苏杭内地的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承诺保护；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财产，则由各国共同保护，“此疆尔界，两不相扰”。
互保方案明显与慈禧的宣战圣旨相悖，依清律，是大逆不道的灭门大罪。盛宣怀斗胆提出，居然得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响应。
在南通办纱厂的“状元企业家”张謇，得闻此议，也非常认可，并积极参与促成。几位总督中，刘坤一最为首鼠两端，他对形势判断不清，与李、张等人又有心结和矛盾。这时，出面劝说的，是跟他交情最深的张謇。
盛宣怀则连日周旋在各国公使中。经过盛、张等人的努力，在北京硝烟弥漫的时候，南方终于没有发生战事。
“东南互保”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圣旨被当成“乱命”，意味着清廷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近现代史上，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现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开明理念、社会声望、在商业实务上的积累以及独特的妥协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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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之后，张謇的大生纱厂进入全盛期，不过作为士商代表的他志不在此。他决心从实业、教育入手，在民间层面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
1903年开春，张謇在南通创办小学，那时普遍都叫“学堂”，张謇称“学校”。10年后，新生的民国教育部才通令全国一律改称学校。张謇的小学分为本科和讲习科。本科生复试的试题是他亲自拟的，经义兼国文的题目是“先知先觉释义”，历史题为“三代学制大概”，地理题为“中国生业物产大概”，还有两道算术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