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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國，曾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等，培养了诸如周恩来、曹禺、金焰等众多杰出人物，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然而，身为多校之长的张伯苓生活却十分节俭，他从不在自己的身上多花一分钱，尤其是公款消费，他是省之又省。张伯苓白手起家，创办了4所学校，其经费来源主要靠社会募捐，由此他得了个“化缘和尚”的绰号。大家感念张伯苓办教育的赤诚和一腔爱国热情，纷纷慷慨解囊，一下子就募集了数百万资金。面对如此巨款，张伯苓毫不动心，从未挪用过公家的一分一厘，他把所得款项一一登记造册，账目完全透明化、公开化，他坚持钱要用在刀刃上，绝不允许铺张浪费，更不允许落入私人腰包。
在张伯苓的苦心经营下，学校的资产迅速增长，教员的工资一涨再涨，很多教授都拿到了每月300元的工资，而作为校长的张伯苓工资却一直只有100元。有人提醒张伯苓，说他为南开的发展殚精竭虑，费尽心血，即使不愿多拿，也应该与教授的工资持平啊。张伯苓只是笑笑，说他就是一个打杂的，哪能跟教授们比呀！不仅如此，张伯苓还坚持只拿一份工资，虽然他是多所学校的校长，付出的也比任何人都多，但他从不肯领双份工资，他把本属于自己的钱全部用在了学校建设和教师的福利待遇上。
张伯苓出行很少坐车，无论是上下班，还是去市里开会，他都一路步行，即便有时去外地出差，他也只坐三等车厢。当时南开大学的教授薪水极高，几乎个个都有专车（黄包车），有的甚至还拥有私家汽车，可以说，张伯苓的生活标准远不及学校的任何一个教员。对此，张伯苓毫不在乎，他总说，多走走路，对身体有好处。有一次，张伯苓去参加一个会议，散会后，服务员望着停着众多小轿车的停车场问他的车号是多少，张伯苓回答说：“11号。”服务员信以为真，谁知找来找去，始终找不到11号车。等他看到张伯苓远去的背影时，这才醒悟过来，原来张伯苓的“11号车”就是步行的意思。除了开会不坐车外，张伯苓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出门必带臭虫药，这是因为他出差时总是住最便宜的旅店，而这些馆舍里往往臭虫横行。
张伯苓给南开的教授们修建了宽敞的住宅，而他自己却住在南开中学后面一个羊皮市场的简陋平房里。有一回，张学良将军乘车拜访天津的名人，转来转去却寻不到张伯苓的住所，后来几经打听，才在一条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陋巷中找到了张伯苓。张学良感慨万千，他怎么也想不到，功绩卓著的张伯苓竟然住在一个鱼龙混杂的贫民窟里，顿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张伯苓退休后，连仅有的一份收入也没了，晚年完全靠三个儿子赡养。当他去世时，人们惊讶地发现，他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也没有存款，口袋中仅有六元七角钱。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位大公无私的校长，才有了百年名校，才有了今日之南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