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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郭文香没想过要和自杀者打交道。有人告诉她，在北戴河边开旅馆，是个赚钱的活儿。可二十多年来，她几乎没赚着钱，却从大海边救回了一百多个“寻死的人”。
“寻死的人，总有一个结在那里，你得把它解开。”这是这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农妇，所能想到的“最有文化的一句话”。
她已经68岁了，是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草厂村的一个普通农民。1984年，那时还年轻的郭文香，腾出家里的三间老平房，隔出了十几间客房，这也是北戴河海滨最早的家庭旅馆之一。
第一位“特殊”的客人，是一个穿着黑布鞋、蓝色土布裤子的乡下姑娘。那是文香旅馆开业的第七天。这个19岁的姑娘一进门，郭文香就“吓了一跳”，女客人脸色煞白，看起来“心事很大”。
到了夜里，郭文香发现姑娘“消失了”。她急得一夜没睡，距离旅馆十公里远的派出所，她来来回回折腾了七八趟。
这个临海的小村子，周边有不少险峻的礁石，常常有人在那儿丧命。幸好这一次，郭文香在海边找到了这个姑娘。
从此，郭文香“喜欢上了”去海边走走。遇上那些看起来异样的游客，郭文香就会主动迎上去，假意推销土特产，笑着跟人家逗逗乐子，“您看，我们这边好玩不？”
她的旅馆名气越来越大，有时候，公安局、派出所或者旅店老板，甚至是附近的居民，都将自杀未遂的轻生者送到这里。
这个淳朴的农村妇女从不在意自己的生意好坏。即便最热闹的度假时节，她也会籽旅馆腾空，将空间留给这些特殊的客人。不管年龄多大，郭文香将这些绝望的人，一律叫做“孩子”。
2003年夏天的一个午夜，几个陌生游客前来敲门，抱进来一个跳海未遂的年轻男人，因为生意失败，负债累累，他被妻子抛弃，母亲也因此异常着急。
几天下来，这个戴眼镜的男人身体复原了，却总是一言不发。郭文香拉着他爬山、看海、逛公园，每天走上长长的一段路。“孩子，我的腿脚不灵光，但我还是一直都会陪着你走。”郭文香说。
这个男子忽然跪倒在她的面前，抱着头，放声大哭。
她还记得一个俊俏的姑娘，长着一张瓜子脸和一双漂亮的杏核眼。2005年，她大学毕业，因为找不到工作，加上被男朋友抛弃，于是吞服了安眠药，爬上礁石，跳进了大海。
被人救上来的女孩子，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她的鼻子、嘴巴里都塞满了沙子。郭文香端来一盆温水，用一块粉红色的毛巾，一边轻轻地擦，一边用手指，将沙子一粒一粒抠出来。
二十多年来，郭文香的眼睛总是红肿的，每遇到一个轻生者，“就跟上了辣椒水一样”，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她为这些客人安置了专门的客房。客房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孩子”的，一张是郭文香的。陪睡的几千个晚上，她从来不敢合上眼睛，怕一睁眼，这些人又不见了。
在这些漆黑的夜晚里，离婚的妇人会喋喋不休地讲述哀怨的往事，离家出走的少年会哭着喊“妈妈”，病重的流浪汉会唱起走调儿的乡曲，失意的商人会炫耀辉煌的往昔。更多的时候，他们留给郭文香沉默的背影，或者乍起乍落的梦魇。
大多数时候，她会搬上一条小板凳，或者顺腿坐在床沿上，听这些“孩子”说话。等他们说累了，郭文香就端上亲手做的打卤面、炒饭或者南瓜粥，放在这些沉默、哭泣或者歇斯底里的人面前。
有时，她只是默默地点头；有时，她会长长地叹息；更多的时候，她会掉着眼泪，和这些“死过一回”的人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她没法撒手。从那些拥抱里，她觉得自已就是这些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在郭文香的怀抱里挣脱了死亡的人，重新踏上了前往人间的道路。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往往还没反应过来，该和眼前这个女人说声“谢谢”。有些人甚至一言不发就消失了。不过，回过神来，他们会给郭文香寄来信件、明信片和包裹。
但她没有回过一封信，也拒绝向前来的媒体提供这些人的联系方式。
“他们应该有正常的生活。”她总是这样说。
二十多年过去了，郭文香和她的小旅馆正一起慢慢变老。她的称呼，从人们口中的“姐姐”、“妈妈”变成“奶奶”。她的记性越来越差了，可是这一百多个人的故事，她都记得清清楚楚。有时，她会一个人坐在旅馆院子里的石凳上，想象他们现在的生活，偶尔有海风吹在她枯黄的脸上，乌黑的瞳仁却依然清亮，就像北方最新鲜的黑枣。
她不是不缺钱。几年前，她用尽了所有的积蓄，开设了“郭文香老年疗养中心”，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老人。疗养中心的经济状况很是窘迫，甚至用不起煤气。每到傍晚，郭文香就会带着腿脚方便的老人，出去拾柴火。为了贴补家用，已经70岁的丈夫，依然每天早上7点出门，跟着旅游大巴卖票。
她特别看不惯那些在公交车上不给老人让座的人。于是，她索性把自己的白发染黑了，专门“抢座”，然后给老人们让座。
如今，文香旅馆已经声名在外。遇上烂醉如泥的客人，出租车司机第一个想到的，是郭文香，一个打工仔从火车站“拾”了一个饿昏的老乞丐，也在第一时间送到旅馆门口；还有些外地的流浪汉闻声赶来，赖在这块牌子下，不肯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