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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问：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如何找出一条新路？（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对话）
梁启超问：郑和下西洋乃“有史来，最光焰之时代”。但尽管当时参与者达十二万之众，“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李约瑟问：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三君所问，无不凝聚或折射着文化焦虑。人无文化，浮躁浅薄，难免“其亡也忽焉”；文化涵养，有助于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民无文化，行也不远，当然“竟无第二之郑和”；文化繁荣，催生着“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新局面。国无文化，急功近利，能有几人锲而不舍艰苦创业？文化底蕴，孕育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三君所问，其根本答案就在二字：文化！
现在我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有人提醒：“历史上我们也曾富过。中国是文明古国，书香门第再富也不能浮躁。沉静、从容、大气、平和，有其境界，是文化大国的气质。不应该有了钱就狂了、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