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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窍，对小孩来说，是个大事。
北京人，形容小孩处于懵懂状态，全然糊里糊涂，叫做“没开窍”。
小男孩往往有“没开窍”阶段，很明显；小女孩往往没有，或者不明显。
突然间，到了一定岁数，不知何故，小孩开了窍，简直判若两人，一下子变聪明多了。大人们对他的变化有明显的感觉，于是，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孩子开窍了。
这是个极有意思的生理发育问题。
我小时候，就是个没开窍的小男孩，很典型。
我上过幼儿园，在今日北京帝王庙的东小跨院里。当时，这儿大概属于香山慈幼院的什么附属机构。妈妈后来说：舒乙小时候上幼儿园完全是走形式，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最后，毕业时，幼儿园很不好意思地也给他发了一份结业书，是坐“红椅子的”，意思是排名倒数第一。
上小学也是如此，当时为了掩盖我们的真实身份，不被日本人注意，我们都改了名随母姓。我改名“胡小逸”。有一天，老师发考卷，按考卷上学生自己填写的名字一一唱点。念到我这儿，一声“胡小兔”，全班顿时哄堂大笑，老师自己也狂笑不止。我竟然在写“逸”时，忘了走之底，自称“小兔”。
抗战后期，我到了重庆北碚，在那儿一共住了六年，由八岁到十四岁，在北碚朝阳小学念了四年，直至小学毕业。
这座小学当时叫北碚区实验二小，离我家很近。我家的东面有一座小丘，爬上小丘，向北看，能把学校尽收眼底。走路则须绕过大半个小丘才能到，也顶多用五分钟。学校的西侧也是山坡，山坡上正是国立编译馆所在地。我们可以由学校直接进入国立编译馆后门，走入第二栋排房，便能找到妈妈，和她的同事。再往上走就是公路，叫蔡锷路。沿公路向北走，可以通到北碚市中心区，和嘉陵江畔。
在北平的时候，我在西城区阜成门福绥境小学读书。三年级刚开学没几天。由日本军官强制持教的日语课刚教了两节，妈妈便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突然不辞而别，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北平，开始逃亡，目标是重庆，那是1943年的9月。
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才到了重庆北碚，和父亲团聚。父亲刚割完盲肠，身体没有恢复过来，直不起腰来，便委托同住的二位姓萧的朋友，一位叫萧伯青，一位叫萧亦五，到小学去替我们联系入读的事。我插班三年级，妹妹一年级。
我入校之后，依然愚钝，每次考试成绩均属下等。父亲昵称我为“傻小子”。以为一切正常，不必担忧。他经常仔细地观察我，在我的各种日常行为中找出许多有趣而可爱的细节，还详细地讲给他的朋友听。妈妈则不然，常常在课余费劲地辅导我，练习用注音符号拼音，一遍一遍地“ㄅㄛ播”、“播伯跛簸”，我却一会“ㄅㄛ不”，或者一会“ㄅㄛ铺”，而且全然不知四音为何物，妈妈一脸苦笑，频频摇头，以为此子不堪救药。
这样，熬到了四年级，我的名次居然一点一点前进，进入了前几名，还当了班长，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像什么特别的事也没发生似的。
那个时候，学校里已经有学生会，实行学生自治，即使是小学也要实行。一来二去，我竟然当上了全校的学生会主席，是选上的。
父亲认为这一切都极有趣，他买了一只鸭子，教我送给级任老师，郑重地写了一张条子，说“奉上肥鸭一只”，还签了自己的名。他可能觉得这个学校的气氛不错，又自然，又活泼，傻小子竟然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好玩好玩。
我们学生会自己制定一些规矩，上课不准迟到，每天轮流打扫教室，定期实行大扫除，等等。对违规者要实行惩罚。
有一次，我自己违了规，倒了霉。北碚有一座远近闻名的自然博物馆，尤以生物学科的标本丰富多彩而著称。里面有一位科学家，叫施白南，是鱼类科学家。他是北师大的毕业生，是妈妈的老同学。他当时因是单身，常来我家走动，很爱孩子。有一天，他盛情邀请我们几个孩子去他家做客，说要做好吃的给我们吃，还要给我们看他的各种标本。这一吃，一看，就费了功夫。中午返校时便迟到了。按我们自己定下的规矩，迟到要罚跪。没办法，下了课，跪在黑板前示众，时间不长，三五分钟而已，丢了大脸，这叫自食其果吧，害得差不多整个学校的学生都跑来“参观”。
轻松愉快，各种爱好完全顺其自然得以发展，让给孩子有如鱼得水的感觉，这便是我的小学生活环境。
顺其自然，这大概是父亲的儿童教育观的最核心的东西。和这个观点相反则是“拔苗助长”，楞把大人的意志强加到孩子的头上。其实，不管多笨多傻的孩子，自有他自己的爱好和专长，这几乎是天生的。顺其自然就是要顺这些与生俱来的专长和爱好，不逆着它，让它自然发展，走到哪儿算哪。这样做因为饶有兴趣，小孩会自己专心地做下去，成绩得来全不费工夫。
不是戏称我是傻小子吗，不是觉得好玩吗，父亲索性不过问我的功课如何，也不要求考一百分，更不要求门门都得一百分。相反，他一旦发现我对什么有了点兴趣，便马上跑来帮助我，辅导我，鼓励我。
比如说画画。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对齐白石有了兴趣。原因是妈妈由北平带了两张齐老人的画到重庆北碚。一张画的是小雏鸡，顶上面是一只鸡笼，一群小鸡，足有十几二十只，由笼中飞奔而下，非常活泼。它是父亲在济南的时候托许地山先生求来的，当然是付款的，是一张齐白石的精品。父亲极喜爱，挂在屋中，常常一个人对着它默默地欣赏，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来了客人，他会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这张画的好处。还有一张是由两小幅斗方裱在一起的，一方蟹，一方虾，也是齐白石的拿手。妈妈在北平的时候做过家教，辅导过齐家第一代孩子语文课，这是得来的答谢礼，自然也属精品。这么两张佳作在屋里一挂，满壁生辉。立刻在重庆引来一串谣传，说老舍夫人由北平带来一箱子齐白石画作，说老舍发了大财。父亲很幽默地发表一篇短文，题目叫《假若我有一箱齐白石》，把那些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挖苦了一顿。中共南方局也在《新华日报》上帮着父亲辟谣。这场闹剧很快就平息了。但是，在旁听父亲对朋友们讲解中，不知不觉我爱上了画小鸡画虾蟹，完全是模仿，居然还有点像。父亲大为得意。来了客人，他会大叫“傻小子，把你的小鸡拿来看看！”他本来十分反对来了客人让小孩子当众背唐诗的那些庸俗做法，认为是一种摩登父母拿小孩当玩具，培养“出窝老”的恶习。可是，傻小子自己画小鸡，在他看来，这是孩子自己的兴趣，是天性的流露，非常可贵，值得鼓励。
有一次，重庆开了一次大的纪念集会，为老舍先生庆贺四十五岁生日和纪念他从事文学创作二十周年。他由重庆抱回一个大的纪念册页，上面全是他的作家朋友和画家朋友为他作的题词和绘画。他一时兴起突然当众让我也在上面画一页小鸡，让一个八岁的小孩和那些大作家大画家并列，这是我和母亲以及全体在座的客人都始料不及的，都大感惊讶和奇怪。
我坐在东边小山坡上写生，样子大概很认真。父亲立刻走过来看。看了一会，他居然也坐下来，拿过我的画笔，说“我教你。”他手臂伸直，左手指着握铅笔的右手说：“看，前面的电线杆，反映在笔上是这么长，你把这段长度画在纸上，再把手臂伸长，看前面那栋房子的高度在笔上是多长，再画下来，这就叫比例；比例对了，画在纸上，就有了远近。”据我所知，父亲对美术是一笔都不会画的，可是他很懂美术，因为他上过师范，理论上很有一套，可以说得头头是道。我没有想到，我的第一个美术老师竟然是自己的不擅画只擅写的父亲。
同样的，父亲教过我集邮。教过我打麻将，是数番的那种，很复杂，动脑筋做牌，只玩不赌。他常带我上四川那种老百姓的茶馆，一坐一下午。他还带我去看他的朋友。丰子恺先生来到北碚，父亲带我去看他，是在一间山坡上特别黑的房间里。夏天父亲晚上乘凉时，给我们全家讲过美国小说，大概是白天他念英文，晚上用他自己的方式再给我们转述。那时，他对战争题材的小说特别有兴趣，写完了《火葬》，正在酝酿写《四世同堂》。父亲带我上过公众澡堂子，一口大池，热气腾腾，男人们在里面边泡边聊，非常热闹。那时，母亲怕父亲被跟踪遭绑架，命令我必须在父亲外出时跟在后面，寸步不离。如果看见父亲被不认识的人架走，要立刻跑回来报告。所以，我常常跟在父亲后面走路，看着他的皮鞋后跟，那双磨得歪歪了的后跟。我愿意跟着这双磨歪了的鞋后跟走到天涯海角，觉得非常安逸，非常充实，可以知道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就这么．我在父亲不是教育的教育下，渐渐开了窍。
在玩耍中成长。多么好的教育理念啊。
由倒数第一变成正数第一，这就是我的开窍的日子。
小学毕业了，我考上了重庆南开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