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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讲“旅行”或“旅游”，我常常用的一个词是“出走”。人对一个环境太熟悉了，就会失去敏锐度，也失去了创作力的激发，所以需要“出走”。
20世纪70年代，我在欧洲读书，那时候我在写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老师问我：“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我说：“还没有。”他说：“你没有在米开朗琪罗的雕像前热泪盈眶，你怎么敢写他？”后来我在意大利跑了一个月，就带着一个背包、两件衬衫。我也曾经睡在火车站，那时候坎城的火车站有很多年轻人睡在里面。他们问我：“你怎么没带报纸？睡地上要铺报纸的。”他们就分给我了一些。早上5点，警察带着一大桶的咖啡，“当、当、当”地敲着桶子，叫醒大家，请大家喝完咖啡离开，因为火车站要运营了。
欧洲有一种青年出走的文化。我在佛罗伦萨认识了一个14岁的苏格兰小孩，他戴着一顶毡呢帽，带着打扫厕所存下的钱，就出门旅行。钱花完了，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就去街上吹苏格兰风笛挣钱，再继续下一段旅行。我那时候感触很深，不同的文化影响下的年轻人可以这么不一样。他们长大以后，担当的事情也绝对不一样。我们宋朝诗人柳永说：“今宵酒醒何处？”中国文化里面本来有这个东西，可是这个文化老了，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气。
我希望“壮游”，带动的是年轻人走出去，打出一片天。如果今天不能打出一片天，将来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很多人要去欧洲，因为觉得我在欧洲待过很久，就会来问我：“我要去欧洲，要准备什么？”我就会反问他：“你觉得你要去做什么？”当你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意志力很强的时候，所有的困难都可以一层层克服。今天的小孩做走出去的准备，他们的物质条件、语言能力，绝对比当年拿着商品样本在欧洲闯荡的台湾商人好，但是他们就是走不出去，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甚至有人好几年都在问出行的事，但最后就是走不出去。
我常常跟朋友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那么厉害，他翻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那他去取经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是唐三藏取经？因为孙悟空没有动机，而唐三藏有动机，虽然他没有取经的能力，但是动机比能力重要。没有动机，根本就没有出发点，连起跑点都没有。只要有动机，就很棒。最怕的是无所爱。”如果年轻人想要走出去，我会问他：“你爱什么？”如果喜欢摇滚，要去玩重金属、跟乐团，我都觉得很好。此外，“壮游”的“壮”字不只是炫耀，“壮”这个字包含了一个深刻的、跟当地文化平等的对话关系。
旅游是深刻的反省，在用异族文化去检查自身文化的同时，会有很多应该反省的东西。在比较中，才能了解文化的不同，没有优劣。就像写《裨海纪游》（清朝康熙年间记录台湾山川风物之著作）的郁永河，他看到原住民被抓来拖牛车，下雨时他们淋雨。他就问：“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屋檐下躲雨？”翻译官就告诉他：“他们其实跟动物差不多，他们是不怕淋雨的。”郁永河就叹了一口气说：“亦人也。”
所有好的旅游书，都会出现这个观点。著有《真腊风土记》、出使吴哥城的周达观是元朝人，他南下的时候，受不了当地的天气。他不了解当地人怎么会每天洗好多次澡。一年之后，他变了。当初他带着大国心态，当时元朝那么强大，但他后来说：“真腊（今日的柬埔寨吴哥窟），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国家，可是礼仪这么严整，不可轻视也。”我觉得人不可能不主观，可是在旅游的过程中，能慢慢修正自己的偏见，才是好的旅游。
即使只是参加旅行团，也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和视野。现在的信息真的很发达，在出发以前，可以做一些准备工作。到现场之后，尽量改变自己的主观看法。我带朋友去吴哥窟，我会说：“我现在带你们去柬埔寨人的家。”他们到人家里一看都会吓一跳，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们经常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人穷，但他们连墙壁都没有。我在台湾，总觉得自己还缺什么。到那里，我第一次想：“我在台北的家有什么？”我以为我比他们富有。可是后来我看到他们从田里回来，男男女女在河里、莲花当中，彼此泼水、唱歌，我觉得他们比我富裕多了。我一生中都没有这样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所以我觉得任何一次旅游都值得，因为只要一对比，你都会回来检讨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旅游不只是看，更是找到自己内在的、最美的东西。外在的风景，其实是你自己的心情。所以，壮游绝对不只是向外的观察，更是向内的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