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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书·彭城王义康传》记载，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三十出头就患上了一种虚劳病，“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属纩者相系。”“属纩”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丧俗，就是在一个人濒死时，置新棉于其口鼻上，视其呼吸之有无以判断是否死亡。可想而知，一动脑子就心中绞痛欲死，足见宋文帝的病情是相当严重的，无奈之下，他只好将革命工作交给自己的弟弟刘义康打理。
刘义康是宋武帝刘裕的四儿子，属于典型的“官二代”，所以十来岁就开始当官，20岁开始和司徒王弘一起共辅朝政。王弘身体多病，又遇事退让，所以“自是内外众务，一断之义康。”这位刘皇弟虽然没多少文化，却颇有些头脑，不仅专揽朝权，事无巨细自己一人说了算，还善于接纳各路人物。府门前每天早上都停着数百辆车，来人即便位卑人微，他都不嫌弃，每每亲自接待，“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他还有个过人之处，就是记忆力极佳，“常所暂遇，终生不忘”，所以经常在大庭广众下回忆曾遇到过的事情，“以示聪明”，众人因此也都很佩服他。加上他拥有对地方官员的任免大权，所以一时间“朝野辐辏，势倾天下”，其属下也乐于为他效力。
起初，宋文帝常犯虚劳病，刘义康每每都能“尽心侍奉，汤药饮食，非口所尝不进，或连夕不寐，弥日不解衣”。不过，大权在握的时间久了，人都会慢慢变得飘飘然起来。刘义康也不例外，十年过去，他在病怏怏的皇帝哥哥跟前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小心谨慎，“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无猜防”，以至于“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皇帝哥哥吃着外地进贡的柑橘，觉得“形味并劣”，便随口抱怨了几句。一旁的刘义康没心没肺地接茬说，不会啊，我看今年的柑橘特别好。又派人回自己的府里取来柑橘，果然比皇帝哥哥吃的要大上三寸有余。
可以想象，得意忘形的刘义康等于是在皇帝哥哥的心口冷不丁地扎了颗钉子。贡品是奉献给皇帝的东西，皇帝享用不完才会分赐给臣属，而今刘义康的府里不仅藏有来历不明的贡品，而且比皇帝享用的贡品的档次还要高，这说明了什么？一者表明刘义康有不臣不敬之心，二者说明地方官员的心目中刘义康已经具有超越皇帝的权势。往深里说，这不分明是僭越篡位的前兆吗？
不过，宋文帝毕竟要老谋深算一些，他知道刘义康羽翼已丰，急切间难以撼动其根基，因此并没有就此发难，而是采取了隐忍的策略。刘义康这边，所亲信倚重的禁军统帅刘湛、司徒左长史刘斌、主簿刘敬文、祭酒孔胤秀等，见宋文帝久病不愈，一边党同伐异，加紧准备，一边怂恿刘义康一旦皇帝驾崩应该图谋自立。这一切，病中的宋文帝都清清楚楚，于是暗中与称病归养的大臣殷景仁加紧谋划。
殷景仁也是被排挤的对象，不过刘义康及其党羽万万想不到的是，他虽然卧疾5年，没机会见到皇帝，但他与皇帝之间却“密函去来，日以十数，朝政大小，必以咨之”，而且保密工作做的天衣无缝，没有人知道他和病皇帝之间竟然在筹划一场戡乱大戏。
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冬，做好充分准备的宋文帝出手了，将刘义康党羽一网打尽，并悉数诛杀。刘义康被降为江州刺史，贬黜到豫章（今南昌一带），实际上等于幽禁了起来。十年后，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宋文帝北伐失利，魏军南下，宋室朝野扰动，文帝担心别有用心的人“复奉义康为乱”，便派人持药赐其死，刘义康不肯服药，说：“佛教不许自杀，愿随宜处分”，使者于是用被子将其捂杀。时年43岁。
显然，在人生的最后十年里，经历过冰火两重天的刘义康一头扎进了“我佛慈悲”的梦幻中，以寻求心灵上的解脱。不过，他不知道，曾经的那些硕大的贡柑所幻化成的钉子已经深深楔进皇帝哥哥的心中，再也拔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