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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国共达成合作，国民党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派驻联络参谋。在延安，有三个联络参谋，都由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直接指挥，主要任务不是帮助共产党抗日，而是搞情报。
1939年冬天，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不许这三人再去部队，于是，三个联络参谋长都留在延安。后来，联络参谋又改为两人。他们住在边区政府的交际处，成了国民党在延安的公开情报官。
交际处的职能是，接待外来高级宾客，做统战和外交工作，现在，又加上几个明码标签的特务，实在紧张。
于是，保安处派人过来协作。王再天担任交际处的秘书，便衣队队长刘坚夫任科员，杨黄霖任招待科指导员，指挥十几个服务员，借用工作之便，就地监视。
两个联络参谋外出时，就由便衣队支部书记王林在外跟踪盯梢。多重眼线密布，两个国民党联络参谋的一言一行，都落入边保掌控。
两个联络参谋经常偷偷发报。负责技术侦察的七科，把设备隐藏在杨黄霖的窑洞里就地监听。可是，联络参谋使用的密码等级很高，边保的内线也没有掌握。
边保尝试破译，始终不能成功。他们试图搞到密码本，可是，那两人警惕性很高，外出时，总是把密码本随身携带，边保无法得手。
驻扎延安，对于过惯享乐日子的联络参谋，实在是一个苦差事。后来，他们的生活慢慢有所改善，伙食越来越好，服务员还帮助他们晒被褥，延安举办舞会时，也邀请两个联络参谋参加。
两个联络参谋警惕性逐步放松，出去跳舞时，兜里还揣着厚厚的密码本，显然有些不雅。
交际处特意邀请两人，去郊外的杜甫川游玩。
前脚一出门，后脚就进屋，杨黄霖利落地打开铜锁，从箱子里找出密码本。贫困的延安，不要说没有复印机，连照相器材都缺。厚厚的一本密码，只能用笔抄。
杨黄霖布置招待员小心侍候，回家时间，越晚越好。两个参谋来到风景秀丽的去处，身边还有装满吃喝的担子侍候，未免流连忘返。
沿途设有边保的密哨，一站一站，像烽火台一样，把联络参谋的行动通报交际处。边保还没有抄完，人家就返回了，又得赶紧恢复原貌。
好在还有高级领导配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亲自出面，邀请两个联络参谋吃饭看戏，两个联络参谋高高兴兴打牙祭去了。这边厢，立即开锁开抄。怕时间来不及，又找了几个通讯专家。七里铺三期毕业的黄彬，去军委三局学过报务，一直想破译联络参谋的密码，抄写的时候，激动得手都发抖。
密码太长，搞了三次，才全部抄完。
联络参谋与重庆电报往来，有些通过延安电信局。边保在电信局中安排的情报力量，把电报稿子秘密抄写下来，送到边保机要股破译。
有了这部重要的密码，延安掌握了国民党联络参谋与重庆的全部秘密通讯情报，真是知己知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