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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初，父母从国内来了巴黎。语言不通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许多麻烦，在父亲三番五次要求回国后，我决定去给他们请一个菲律宾保姆。
我在法国一家报社工作，月薪大概在8000欧元左右，妻子是一家服装公司的设计师，月薪比我的还要高。我们的收入要负担每月大概2000欧元左右的菲佣工钱，不成问题。
可听说我要雇保姆，报社里的同事显得都很惊讶，主任记者勒库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笑着指着我对大家说：“罗是有钱人，比我们有钱得多！”
这种场面闹得我尴尬之余有些莫名其妙，请个保姆是很寻常的事情啊，干吗都这么大惊小怪？
我在圣尼奥保姆市场很快找到了一个适合的保姆。她叫达达，30岁，从事保姆工作已经超过了十年，经验丰富。在保姆市场给出的简历表上看，她的确很出色，名字后面标注着市场认可的级别———四星。
能用2000欧的费用雇佣到四星保姆，我很满足。开车送达达到家，一进门，她就用中文对我父母说“您好”，一下让父母喜上眉梢。达达的职业素质是相当高的，几乎放下行李没有停歇，就开始忙碌起来。中午时分，一桌可口的中餐让父母在法国初次有了家的温暖感觉。
不过到了晚上我回家时，达达就和父母发生了纠纷，原因是她的卧室问题。我们的房子是有四间卧室的，我和妻子一间，儿子一间，父母因为年纪大了，在国内已经习惯独睡，所以一人一间。达达要求，自己一定要有一间卧室，但是父母说在国内的保姆都是睡客厅，或者搭床铺的。
“这不行，睡在客厅的我没有任何的隐私。”见我回来，达达转移目标对我说，“保姆市场对雇主的要求就是我们必须有独立的卧室，保证我们工作外正常的生活。”
虽然不完全相信，但我还是给保姆市场去了电话，负责人很直接地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必须要做到，否则在法国，将没有任何人愿意为我服务。我只得做通了父母的工作，让出了儿子的卧室，让他跟父亲睡一个房间。
一场小的纠纷过去，父母对达达的有些心结还没有解开，达达却跟没事儿人一样，依旧每天唱着歌、做着自己的工作，把家里打点得井井有条。
不可否认，―家人都过得很舒心，甚至有些离不开这个能干的保姆了。
没想到两周后的一天又出了麻烦事。我在外面采访，父亲打来电话，很恼怒地说：“那个保姆还是换掉吧！简直太不像话了！”
原来，父亲今天要请他刚认识的几个来自港台的老年朋友吃饭，他要求达达准备一桌菜肴，可是达达却认真地告诉他：“今天不可以，今天是我的休息日。”
“一个保姆还要什么休息日，或者，今天先干活明天补休也可以嘛！”父亲脸红脖子粗地对我说。
在休假方面，我知道，达达绝对不会妥协的。这是她正常的权利。
本来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是第二天，保姆市场的安东尼先生却带着几个社会福利保险机构的雇员找到了我。安东尼说：“罗，你雇佣达达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如果满意的话，你应该为她办理社会保险和各项福利了。”
“什么？”我惊讶得喊出声来，“我一向认为这些都应该是保姆市场来办的，这可是你们的员工。”安东尼见我吃惊，连忙解释，原来法国政府规定，雇主应该给保姆办理所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
在那些保险机构雇员噼里啪啦地按了一通计算器后，我彻底打消了继续雇佣达达的念头，各项费用带工资加起来，大概每年有7万多欧元，基本上是我一年的收入了。
送达达回去的时候，我一路上都在跟她说抱歉，达达也表示了理解。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我说要雇佣保姆的时候，报社里的同事都会感到吃惊，原来法国保姆平价背后是天价啊。
回去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法国政府对达达这样的“外来”就业人员权利的保护无所不在，甚至保姆市场愿意抛弃不菲的每月的中介抽成，也要把她们的权利维护到底。可是在国内，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外来务工人员是那么苛刻，他们的权利，什么时候也能像达达一样，被国家保护，被雇主或者企业尊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