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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求婚意向发生得很早，在小学最末的一年。这件童年往事被我写成短篇小说《匪兵甲和匪兵乙》，收录在《倾城》那本书中。
总而言之，我爱上了一个光头男生，他就是匪兵甲。我们那时演话剧，剧情是“牛伯伯打游击”。我演匪兵乙。匪兵总共两人，乙爱上甲理所当然。
为了这个隔壁班的男生，我神魂颠倒接近一年半的光景，也没想办法告诉他。可是当时我很坚持，认定将来非他不嫁。这么单恋单恋的，就开始求婚了。
小小年纪，求得很聪明。直接向匪兵甲去求，必定不成，说不定被他出卖，还得记个大过加留校察看什么的，所以根本不向当事人去求。
我向神去求。
祷告呀———热烈地向我们在天上的父去哀求，我说：“请您怜悯，将来把我嫁给匪兵甲。”
这段故事回想起来自然是笑料，可是当日情怀并不如此。爱情的滋味，即使是单恋吧，其中还是有着它的痴迷和苦痛。小孩子纯情，不理什么柴米油盐的，也不能说那不真实。
长到16岁时，那个匪兵甲早已被忘光了，我突然在家里的信箱中拿到一封淡蓝色信封信纸的情书，没贴邮票，丢进来的。
从那时开始，每星期一封，很准时。过了好几个月，我在巷子里看见那个写信的人———一个住在附近的大学生。没有跟他交谈，我只是看了他一眼，转身轻轻关上大门。
那个学生，寒暑假回到香港侨居地时，就会寄来香港的风景明信片，说：“有一天，等我毕业了，我要娶你，带你来坐轮渡，看香港的夜景。”
父母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过。我自己收信件，不说什么，也不回信。
偶尔，我黄昏出门时，他恰好就站在电线杆下，双手插在口袋里，用相当沉着也相当温柔的眼神朝我望着。我直直地走过去，总是走出好几步了，才一回头，看他一眼。
两年之后，他毕业了，在回港之前的那封信里写得周详，父亲公司地址、家中地址、电话号码，全都写得清清楚楚。最后，他写着：“我不敢贸然登府拜访，生怕你因此见责于父母，而是耐心等着你长大。现在，我人已将不在台湾，通信应该是被允许的。我知你家教甚严，此事还是不该瞒着父母。请别忘了，我要娶你。如果你过两三年之后同意，我一定等待……”
那时，我正处于生命中的黯淡期，休学在家好几年，对什么都不起劲，恋爱、结婚这种事情不能点燃我生命的火花，对于这个痴情的人，也没有太多反应。
后来，蓝信封由英国寄来，我始终没有回过一封信，而那种期待的心情，还是存在的，只是不很鲜明。如果说，今生有人求过婚，那个温柔的人该算一个。
等我进入文化学院去做学生时，出落得像一朵花般的姐姐被亲戚发现了。那时很流行做媒，真叫“一家女，百家求”，我们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穿了。
每当姐姐看不上的人被婉言谢绝时，媒人就会说：“姐姐看不上，那妹妹也可以，就换妹妹做朋友好啦！”
我最恨这种话。做了半生的妹妹，衣服老是穿姐姐剩下的，轮到婚姻也是“那妹妹也可以”，好像妹妹永远是拿次级货的那种。每次人家求不到姐姐，来求妹妹，都给我骂过去。
那一阵子，三五个月就有人来求亲，反正姐姐不答应的，妹妹也不答应。姐姐一说肯做做朋友，妹妹心里就想抢。
那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男女之事看得好实在，看两三次电影就要下聘。姐姐就这么给嫁掉了。她笨。
我第二次向人求婚是在台湾。
那是我真正的初恋。对方没有答应我。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后来，我走了。
到西班牙后，第一个向我求婚的人叫荷西，那年他高中毕业，而我大三。他叫我等他六年，我说那太遥远了，不太可能。
怕这个男孩子太认真，我赶快交了一些朋友,其中有个日本同学,同班的,家境好,还在读书呢,马德里最豪华的一家日本餐馆就给他开出来了。
这个日本同学对我好到接近乱宠。我知道一个正派女孩不能收人贵重礼物,只敢收巧克力糖和鲜花———他就每天展开鲜花攻势。宿舍里的花都是日本人送来的,大家都很高兴,直到他向我求婚。
日本人买了一辆新车,要当订婚礼物给我。当时,宿舍里包括修女舍监都对我说：“嫁、嫁。这么爱你的人不嫁,难道让他跑了吗？”
我当然没有收人家的汽车,两个人跑到郊外树林里去谈判,我很紧张———毕竟收了人家的小礼物,也常常一同出去玩,心虚得紧,居然流下泪来。我一哭,那个好心的人也流泪了,一直说：“不嫁没关系,我可以等。是我太急了,吓到了你,对不起。”
那时,我们之间是说日文的。以前,我会一点点日文。半年交往,日文就更好些,因为这个朋友懂得耐心地教。他绝对没有一点大男子主义的行为,是个懂得爱的人,可是我没想过要结婚。跟这个日本同学,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在恋我,我迷迷糊糊地受疼爱,很快乐,可是也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就要结婚了。
为了叫这个日本人死心,我收了一把德国同学的花。我跟德国同学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我把两人介绍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涩,还是很大方地跟对方握握手,将我拉近,亲吻了我的面颊,笑道再见。
那位日本同学被我害惨了,伤心了很久。别的日本同学来劝我,说可不可以去救救人,日本人要自杀。切腹其实不至于,我十分对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见他。他常常在宿舍门外的大树下站着,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楼窗帘后面看他,在心里一直用日文说：“对不起,对不起。”
再次见到荷西时,正好分别六年,是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荷西和我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下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