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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宋时秦桧害死了岳飞，几百年后，他们的后人会不会还有冤仇？或者说，秦桧的后人，心中会不会有负罪感？
我来讲一个故事。
我知道秦桧的夫人王氏，有一支余脉散落在杭州乡下，蜗居在山坳里，他们的族谱上，仍然可以追溯到宋时的历史。解放前，这个村有一个节气，所有人要吃素。这个节气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九，也就是除夕的前一天。
后来有人查阅了历史，发现这个日子，竟然就是岳飞处死的日子。
当然几百年后，这些农民并不知道自己就是王氏的后人，但这个传统的存在，印证了这个家族有一种遗传密码。
前些天，我看了一则故事。今年6月，37岁的英国人安德鲁·霍金斯来到了非洲冈比亚，参加了当地举办的贩奴纪念集会，在这个集会上，安德鲁向参加集会的非洲人跪下了。
安德鲁为何要跪下？
原来，440年前，也就是1562年，安德鲁的祖先约翰·霍金斯曾经干起贩卖奴隶的事。
冈比亚人早已不知道他是谁，他的祖先又是谁？但是对安德鲁来说，他的祖先犯下的罪恶，让他痛苦不堪，他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减轻自己道义上的痛苦。
这种道歉是善意的道歉，没有人会想到他的血液里还有“罪恶”。相反他是一个纯净的人，有道德耻辱感的人。
道歉是永远不会迟到的。它更能显示内心里的良知。像安德鲁这样的道歉，是一种道义上的示范。
拉瑞尔以摆放位置高低不同的两只手作比喻。在道歉前，右手（加害者）的位置比左手（被害者）高，道歉后，两只手必须平行，甚至要让左手的位置更高，被害者的情绪才能抚平。反之，倘若冒犯者坚持不道歉，可能遭到报复。
最常见的情况是，伤害发生后，没人认为这是自己的错，没人多想对方，没人愿意主动道歉。于是，亲人变路人、企业与消费者缠讼多年、国与国间大动干戈等悲剧陆续发生。事实上，这里是有盲点，凯勒曼说，学术研究显示：“人们往往容易高估道歉的代价，却低估道歉的好处。”
人们为何会高估道歉的代价？在心理层面上，有三种反应：一、担心被对方羞辱、拒绝等；二、担心影响自己的权威、地位，包括感觉自己是输家、暴露自己的脆弱等；三、担心道歉后引发的法律责任、财务损失等。
人们如何低估道歉的好处？事实之一，伊利诺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奈特的研究显示，诚心的道歉，可以减少一半的官司；每两件官司，就有一件是因为缺少诚心的道歉。
换言之，只要在第一时间表示“诚心”的道歉，通常可以避免伤害继续扩大，甚至可能将危机化为转机。而“诚心”，来自于加害者须付出代价，这一点常被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