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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夏天，我在红星幼儿园的二楼紧张地排练。
老师们千挑万选，选中张凌做领唱，我们表演的节目是《我们的祖国是花园》。一个月后，我们高唱着“花园的花儿真鲜艳”“每个人脸上笑开颜”，曲终，张凌往前走一步，极具范儿地一鞠躬，台下红星厂的领导果真笑开了颜。
我们集体升入红星子弟小学。
选班干时，大家推选张凌做文娱委员，理由是他领唱过“花园的花儿真鲜艳”。有同学大喊张凌“小花朵”，“小花朵”一直叫到小学毕业。
张爸爸疼张凌疼得要命，直至小学五年级，还每天接送他。于是，老师一说“温室里的花朵”，大家就挤眉弄眼，瞅向张凌。
那真是个快乐的童年！
我们的生活以大院为圆心画圆。我们都觉得，会子弟小学、中学、技校一路读下去，哪怕读大学，最后也是回厂上班，这也是几万人的红星厂，大部分人的人生轨迹。
到我们初三时，事情有了变化。比如，每天晚上8点，我家的门铁定被敲响。我妈妈负责工会工作，那段时间，接待申诉、求助的频率比以往明显高。大人们的话题在“轮岗”“待岗”“下岗”中来回，这紧张、彷徨波及到我们。
张凌说，他要去广州闯闯。他揣着四五百元，悲壮地甩甩中分发，上了南下的火车，张家人被蒙在鼓里。
我选择上高中，说实在的，我觉得上大学才能不“下岗”，有人在我家客厅跪下，这让我恐惧。
我的同学们都有了自己的选择。有人去当兵，有人学美发，有人发愤学习，有人懵懂着开始混社会——无论什么选择，大人们都似乎焦虑地无暇顾及。
一年后，张凌回来了。他走到哪，后面都有几个小喽罗，他说，广州话，这叫马仔。过了一段时间，他悄然失踪。我们不知道，他在广州发生过什么，只知道他很快因抢劫上了报纸，又被收押到某农场。
一天，张凌家里传来恸哭声，接着张爸爸大吼，他和张凌脱离父子关系。原来，染上毒瘾的张凌越狱回家，找张妈妈要钱，张妈妈不给，张凌便推倒她，从她耳朵上硬生生拽下金耳环，扬长而去。张妈妈倒在墙侧，两只耳朵血淋淋，直至张爸爸回家后发现。
又过了些日子，一个傍晚，大院里人挤人，中间空了好大一块儿。张爸爸拿着一面锣，一路走，一路敲，一边喊：“为民除害！”“张凌被枪毙了！”他喊着喊着，突然把锣扔在路中央，“哐！”他蹲下来，双手捂着脸，号啕大哭。
残阳如血。
我受到极大震动。两耳是哭声、议论声，满眼是因生活困顿而显得憔悴、漠不关心的脸。红星幼儿园就在我的身后，和我一样的“小花朵”却用一种不光彩的方式离去。我更加厌恶这没有希望的生活，发誓要离开破败的厂区。
几年后，一场小学同学的婚礼，同学们又坐在一起。婚礼后，大家去唱歌，想唱一首当年的“花园的花儿真鲜艳”，遍索目录，却没找到。某同学点了一首《那些花儿》—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
“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这花儿，让人想起那花儿。有人咳嗽一声，说前几天，看到了张爸爸，佝偻着背。有人叹息着，回忆张凌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在座的人如今有的经商，有的从政，用不同的方式在天涯海角谋生。某军官同学突然说，青春就是件很偶然的事，很偶然的选择，很偶然的改变，很偶然的结果。
我看看眼前的小花朵们，想想张凌，想想自己，想想我们最初都是“花园的花儿”，最后却“各自奔天涯”有不同的结局，十多年前该流的泪这一刻奔涌，为父辈的大时代，为我们懵懂、残忍的青春，和无常、偶然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