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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在常平公社时，住在曲村大队部。一天，发生了一个小故事。
曲村一个小姑娘，有十五六岁吧。她去山上看姥姥，姥姥给了她一点粮食，有十多斤吧。她骑着新买的自行车（当地叫洋马），得意扬扬地走在路上。曲村西边有一段山石路，路旁是小树林。迎面碰上一个男人，三十来岁，看见她车后座上带着粮食，大喊一声：“站住！”山坡间的石子路，颇不平整，姑娘听见人喊，一歪，车就倒下了。姑娘心想：“荒郊野外，这家伙要强奸我可怎么办？”那人把姑娘的一只胳膊拧住，用另一只手把车后座上捆粮食的绳子解下来，把姑娘推入小树林，绑在一棵小树上。姑娘想：“不像要强奸人的，坏了，我刚买的新洋马，完了，他要抢我的新洋马。”
只见那人把自行车推进树林，放在姑娘面前，“咔嚓”一声，把车子锁上，把钥匙塞在姑娘的裤兜里。那人说：“姑娘，你别害怕，我只要点粮食就走。我是上有老，下有小，都饿着哩，没法子。”他扛上那点粮食就要走，又说：“姑娘，一会儿听到路上有行人就喊一声，让他们给你解开，就回家吧……”那人走了一截又回来了。姑娘想：“坏了，他后悔了，我的洋马完了。”
只见那人从他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两元钱来，说：“我实在没钱，只有这两块钱，给你放在口袋里，对不住呀，我走了。”
这小姑娘，回到曲村见人就说这件事，嘻嘻哈哈的，像得了便宜一样。
公社主任雷鸣知道了，把姑娘叫来，问怎么回事，姑娘就照实说了一遍，我当时在场。雷主任对那姑娘说：“你听他的口音，是咱们这一带的吗？”姑娘说：“是。”雷主任说：“明天我把全公社二十岁到四十岁的男人都集合起来，你能认出他来吗？”
姑娘说：“当然能。”
雷主任说：“好，你先回吧。”
我说：“雷主任，你把这人找出来，是要表扬他，还是要批评他？”
雷主任说：“还能表扬？拦路抢劫，当然是批评，我把他抓起来……”我说：“依我看，这是个好人。姑娘怕被强奸，没被强奸；姑娘怕丢洋马，新洋马没丢，还得了两块钱。人家说了上有老下有小，你现在把他找出来，说他拦路抢劫……现在困难，人们挨饿，等过几年这挨饿的事人们就忘了，可人们还记得他曾经拦路抢劫，这名声背一辈子，可背不起呀。”雷主任笑了，说：“你说的也是，他是个好人。你说怎么办？”我说：“不查，也不处理，就当没这回事。”他同意了。
二
1959年进入困难时期，1960年饿死人。
有一个村子，是个生产大队，开始饿死人，而仓库里是满满的粮食。人们商量要抢粮，有人喊道：“那是咱们生产的粮食！”支部书记知道后对大家说：“我是支部书记，村里人挨饿，是我的责任。大家不要抢仓库的粮食，一抢就乱了，有的到手了，有的没到手。听我的，我决定开仓济贫，救命要紧。这责任由我一个人负。如果我被枪毙，希望乡亲们照顾我的老小……”然后他就打开仓库，按人口分粮，有条不紊。人心大快，村里再没有死人。事后，他到县委投案自首。县领导有的主张杀，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有的主张不杀，说杀了要引起民愤。书记拍板：“不杀，但要重判！”最后，判了这个支部书记十九年徒刑。
这个支部书记服刑期间，家中老母和老婆、儿子享受烈属待遇，支部书记本人每年空拿一个最高工分。后来“文革”中红卫兵造反，也没有造这家的反；村里闹夺权，夺过来夺过去，这条规定都没有改变。这好像不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文化问题，人们把这看作道德问题，没有人说个“不”字。全村的人都知道这是活命之恩，嘴上不说，一直就这么办。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市委做出平反决定，派人专程去千里之外的监狱接这位支部书记，此时离他刑满还差几个月。
村民知道支部书记要回来了，敲锣打鼓，跑出十多里地欢迎他。村里搭了戏台，要唱大戏，梆子腔。点的戏有意思，从《武家坡》到《大登殿》，全本戏文。台上唱戏，台下人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