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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没有一所大学排名进入世界前100。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了“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榜”，北京大学排在第192位，清华大学排在第196位。排名前10位的除了日本的东京大学之外，其余9所全部来自美国。
如果提“拍奥斯卡级影片”的口号，肯定会有很多电影人不屑一顾；但提“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怕是没有几个大学不趋之若鹜的——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的爱情高调地谈了很久，弄得国人都误以为快和“世界一流”领结婚证了。国内大大小小的“大学排行榜”几乎成了“口水榜”，往往是为了争个“国内一流”而喋喋不休。奇怪的是，当各种“国际大学排名”把我们挤在“一流”的身后（甚至连港台大学都骄傲地自称“跻身前列”）的时候，我们那些众声喧哗的“一流大学”不约而同地集体沉默了。那么，“世界一流大学”的绣球为什么不抛给我们？它们究竟都在做些什么呢？
它们肯定不在忙着盖大楼。哈佛或者麻省理工等等，我们还真说不上这些世界一流的大学究竟在干什么，但有一点，它们的校舍校门看起来一应地似乎年久失修，比不上我们的气派豪华、动辄百万的出手阔绰，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博士有一段十分尖刻但并非离谱的话：“中国大学是食堂比图书馆和实验室好——中国大学里的那些好食堂跟国外大学的食堂相比，办得还是挺不错的。”关于大学和牌坊的关系，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早就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而我们的大学，既然出不了大师，似乎也只能转而求其次，寻求大楼之大、电梯之大、面积之大了。
它们肯定也不在抄袭论文或者创收。当年“王铭铭剽窃事件”震惊全国，后来又有法学院长朱苏力招生舞弊事件、“美联储首席经济学家”周春生事件等等。世界上怕是没有哪一所“一流大学”会有如此之多的剽窃、舞弊，世界上更是没有哪一所“一流大学”在被揭出了这么多的学术失范后依然话语暧昧。至于人家麻省理工学院因为发现有一个副教授伪造实验数据，就把他给开除了，在我们的学界怕是可以算“正常误差”了。“世界一流大学”还比较死脑筋，没几家会像我们般聪明地与朝市显学攀亲，譬如上“北京大学完美女性高级研修班”，最后还发给你钢印毕业证呢；譬如大学的招牌争着当“驰名商标”的，都较着劲儿比谁兑换货币的能力强呢。
它们肯定也不在锻炼哭穷的本领。中国大学教育资源配置的天平是明晃晃倾斜的，这点本身也不算太奇怪，奇怪的是很多重点大学在招生谈硬件的时候似乎永远国际领先，但一到向财政伸手的时候又似乎比非洲水平还低，这个悖论已然被一个我们无法解释的历史事实归谬了：在中国引进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一百多年来，高等教育界人才辈出的时期有两个，一是“五四”前后，一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偏偏那都是些国难当头、最为穷苦的时期。就在剑桥大学一个叫“卡文迪什”的大学实验室：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考克拉夫特和沃尔顿发明了静电加速器、布拉开特观测到核反应……是学术大师，而不是美元，让它成了世界物理学的圣地。
二战期间，法西斯德国对伦敦狂轰滥炸，惟独没有践踏牛津与剑桥，盟军在轰炸德国时，同样避开了德国的大学城海德堡。这就是大学的力量。它们从不急于物质化地言说，但它们借由世界的口碑把其强势影响力渗透到人类的进程里。有人戏谑地称“北京飞离最近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日本东京大约4小时，所以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约4小时机程”。看看世界一流大学都在干什么，再看看我们的一流大学都在忙什么——这中间才是我们真实的距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