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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和小儿子离开我们的小镇，到城里工作去了，而我则一个人在家里的花园种花，然后把花卖给镇上那些花店。
一天早上，我一起床，就发现前门半开，小儿子留在家里的一辆自行车不翼而飞了。
我向镇长报了失窃案。
一星期后，镇长打电话告诉我，小偷已经被抓获，要我去镇法庭一趟，在一份控告书上签个名。
我赶到了镇法庭，看到镇长正在等着我，我怒气冲冲地问：“小偷呢？”
“在那里坐着呐。”镇长回答。
那里只有两个头发很乱的男孩，他们大大的眼睛充满了恐惧，好像惊魂未定似的。
我忽然间心软了，我轻声地说：“镇长，你能断定他们确实是小偷吗？”
“是他们犯了罪，这绝对没错，他们全都坦白了。”镇长停顿了一下，说：“他们一个叫奇普，一个叫戴尔。奇普因父母离婚，去年连续搬了三次家。戴尔的母亲自丈夫死后，几个月来一直郁郁寡欢。”
这时，法官走了过来，镇长则去带那两个孩子，不一会儿，他俩垂着脑袋走了过来。
“等等，”我说：“我们是否这样工作？”我的脑筋飞转着。对了，工作——这可是个好主意。“法官，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两个孩子在周末为我工作一段时间，这样，他们就能挣到足够的钱来买他们想得到的自行车，而我则可以得到一点小小的帮助，孩子们也能从中体会到劳动的基本价值。”
法官考虑了几秒，说：“好吧，我希望你明白自己将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事，就按你的意思这么办吧。”接着商定，每星期，我必须向一名负责少年事务的官员报告一次那两个孩子的一些情况。
第二天早晨七点，很响的敲门声惊醒了我。我立即披衣去开门，叫做奇普和戴尔的那两个孩子站在门口，在晨寒之中瑟瑟发抖。
我先让两个孩子进来，然后才对他们说：“你们不必这么早就来的，九点来就行了。开始干活前我们先吃些早餐，怎么样？”
几分钟后，我和两个孩子就在摆放着煎蛋、香肠和煎饼的桌子旁坐了下来，孩子们操起了叉子，大口地吃了起来。
吃完早餐，我们就到花园里去干活，一直干到午钟敲响，都累坏了，便歇了手。我在路边餐馆里买了些汉堡包给孩子们吃。当孩子们吃完了汉堡包，我说一天的活干完了，他们可以走了，并说他们星期天可以不来为我做事情，而下周六，我说他们可以早上的九点钟到我这干活。
可是，没有想到，第三天，也就是星期天，早晨七点，我竟又被敲门声惊醒了。我立即就去开门，果然是被叫做奇普和戴尔的那两个孩子。我说，星期天何必还来干活呢？
奇普微笑着说：“我们俩想送你一件礼物。”
戴尔把礼物递到了我手里，他们俩送的礼物竟然是一条蛇，这显然是个恶作剧。如果我吓得一边扔掉蛇一边大声尖叫，那么他们俩的恶作剧就成功了。
渐渐，我镇定了下来，我不能在两个男孩子面前表现出丝毫的软弱，我于是说：“非常感谢，孩子们，我非常喜欢蛇，不过我不愿意让可爱的蛇失去它的自由。”
接着，我把蛇轻轻地放下。一接触到地面，蛇很快从我脚边离开了，我紧绷的神经，这才放松了。可是，孩子们并没看出我其实怕蛇。
转眼到了第二个周末。我发现我必须向那两个孩子指明什么是花苗，什么是杂草，等等。他们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问题，因而我用了很多时间和那两个孩子一起探讨种花的知识，从种花又谈到如何的做人与处世等各种各样的事情。
周末的午餐，我尽量亲自给那两个孩子做，因为看起来，他们很喜欢吃我做的午餐——他们总是狼吞虎咽地用餐，他们的胃像无底洞似的。午餐以后，我给他们读些多年前我为愉悦自己的孩子而亲自编写的故事。
渐渐的，两个孩子在花园里干活，已经不用我来吩咐了，他们在花园里松土，挖坑；他们分行种上牡丹和蝴蝶花；他们给花苗浇水、锄草。好几个月的周末，他们都一直和我在一起干活。
半年后，孩子们已从我这里挣到了足够给自己买自行车的钱，他们本来可以不必再为我做事了，但每到周末，他们仍来我这里帮忙，他们还把进步了的成绩单拿给我看。
有一次，我因病住院。奇普和戴尔骑着自己的自行车从镇上赶到医院看望我，奇普开口说道：“我们俩想送你一件礼物。”
我笑了：“不会又是条蛇吧。如果你们实在拿不出比蛇更高明些的玩意儿，可别指望吓着我。”
可是当我看到那两个孩子送的礼物时，我却差一点叫了起来，他们送给我一大束他们自己种的鲜花。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说真的，我之所以高兴，不仅仅是因为我收到了鲜花的礼物，更重要的是，奇普和戴尔已经转变了，他们变得懂事了，这才是他们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我想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坏孩子。其实，孩子毕竟是孩子，不管他们多么调皮，做了多少错事，都是可以转变的。
有的时候，我甚至于认为，孩子就像是花苗一样，需要特别用心的培养着。当然孩子毕竟不是花苗，所以我们做大人的不仅要想办法锄去孩子心灵上的杂草，更要想办法让孩子沐浴到爱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