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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暂停键
张进曾是媒体人，2011年患抑郁症后，生活重心发生转变。在一年治疗康复后，他写了本有关抑郁症诊治的书——《渡过》，并开办公众号进行科普，几年下来，聚集了一批读者和患者。
社群会定期聚集康复者、医生和咨询师，举办线上家长学堂。张进逐渐发现，很多实际问题还需要面对面解决，尤其是当亲子关系需修复、社交恐惧待克服时。青少年抗抑郁的背后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
2023年12月30日，第二期亲子营在苏州开营。本打算招22个家庭，但报名者太多，最后扩大至36个家庭。
李玥在营里既是参与者，又是志愿者。她与张进相识于2023年4月，儿子抑郁症最嚴重时。
张进说，近年来，抑郁症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有研究显示，中国10岁至24岁的青少年、青年抑郁障碍患病率自2005年至2023年间显著增加，接近全球1。3%的患病率，女高于男，并且随年龄增加而增高。
那次见面，张进看到李玥的儿子杨玉明，立刻明白他正承受着煎熬。男孩脸色苍白，双目无神。他曾翻过天台，也拿过菜刀，狠狠划手腕，血流成河。家人需24小时看守。在开营式上，杨玉明说：“你们所有人，都不能理解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
36组家庭中，年龄最小的患者仅9岁半，最大的29岁。营内处处有“雷区”，哪怕是在室内课堂，都时有争吵、哭泣，或是摔门而去。一天，一行人参观苏州丝绸厂，一位女孩突然对妈妈吼叫——厂里养的蚕勾起她不好的回忆：她童年养的蚕都被妈妈扔了。另一位妈妈则在报到时眼泪汪汪地说，在来时的车上，女儿将一杯水泼在她的脸上。
张进说，抑郁症和压力有关。压力下大脑产生应激反应，身体高度警觉，会调动生命潜能应对危机。危机缓解后，大脑会关闭反应，休养生息。一旦压力持续，应激反应长启不关，慢性压力就会让身体机能耗损，引发抑郁。抑郁症也有易感群体：敏感、自省、自我要求高、完美主义者等。
“得抑郁症的孩子，往往都是好孩子。”一位父亲感慨道。这里的孩子，大多来自重点中学，原本成绩优异。营内带病帮忙的志愿者，也有哈佛等海外名校的学生。然而，这些孩子美好的人生旅途，都被按下了暂停键。
最后一根稻草
开营首日是新年跨年夜，一群人参加篝火晚会。杨玉明特意拿了吉他想献唱，但左调右调，声音状态都无法令他满意，表演一度中止。“他还是完美主义者，不能接受一丝缺陷。”心理咨询师邹峰说。
杨玉明今年22岁，本该念大三的年纪，学籍却卡在高三。他会吉他弹唱，还能和留学海外的志愿者用日语对话。在重庆那所著名中学，他被录取到清北班。更早时，他初中就拿了当地数学竞赛的奖牌。邹峰说：“他是个天才。”
母亲李玥至今记得儿子高中教室的标语：“从优秀中来，到优秀中去。”那几乎是重庆最好的班，学习是第一要务，期末考试有末位淘汰。老师说：“要管理好时间，走路要快，上厕所要快，做任何事都要快。”在压力下，60个学生有的连晚饭都省了，就在教室吃面包。“只有学习，争分夺秒地学习。”入学后杨玉明对李玥说，同学之间竞争激烈，自己有点吃不消。
首次月考，年级1200多人，杨玉明排100多名，半学期后进步到50多名。按照学校历年的标准，这已摸到清华、北大的录取线了。而当他发力备战期末考试时，肚子开始胀痛。李玥带他在市区看病，几番折腾，他落到年级300多名，从清北班降至普通班，头也时常胀痛起来。
“当时已有症状，如果诊治对了，或许能躲过这灾难。”李玥仍在后悔，未意识到孩子抑郁症的前兆。“我做生意不差钱，就差信息。”李玥说，高压下其他孩子之所以没抑郁，是因为“人家孩子没有前面的铺垫”。
铺垫，是指杨玉明的初中往事。初一时，杨玉明喜欢班上的一个女生，被传出后全班起哄。他自尊心强，觉得丢面子，女生亦刻意疏远，却与另一名男生走得很近，这让杨玉明紧张。他当时恰逢青春期脸上长痘，体检时又被诊断出青光眼，医生叮嘱不要过度用眼，尽量不去黑的地方。“这些都加剧了他的焦虑。”李玥说，儿子中考成绩不错，但似乎命中注定，三人一起考进高中，同在一班。“孩子特别怕他们，有意保持距离，内心很煎熬。”李玥说，孩子一直想要考高分证明给他们看。
杨玉明高二下学期病发崩溃，休学至今。他不会告诉任何外人这些往事。营内上课很少见到他，不多的露面里，他裹着围巾和手套，戴着黑口罩、套头帽，像是要将自己保护起来，在室内角落打坐或睡觉。五天里，这样将自己隔绝起来的孩子不是少数。
生病的家
亲子营特设孩子专属的吐槽大会，家长不能参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孩子们之所以被压垮，与长年累月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在第一期亲子营中，一个孩子分享说，有次考试他没考好，回家后父母看了卷子，就让他滚，“永远不要回来”。另一个孩子听到这儿，说：“你这算好的，我爸妈不仅让我滚，还扔给我一个枕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