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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时候，我有一半的时光是在“伯伯”的奶茶店里度过的。
大概每所学校都会有这样的一家奶茶店吧，它是坏学生的沙龙和老师的噩梦。坏学生在里面抽烟、打牌、补作业，消磨翘课的时光，一些学生离奶茶店还有几步路，就熟练地拿出烟叼在嘴里。
“伯伯”的奶茶店开在学校对面的巷子里，奶茶只卖一块五，红茶、绿茶一块。这种奶茶不是什么高档货，不过是廉价奶精冲制的，泡沫红茶也是劣质茶渣泡出来的。可是，夏天男生打完篮球，把红茶咕嘟咕嘟大口灌进嘴里，清爽得恰到好处；女生冬天上学前买一杯奶茶捧着取暖，带着工业糖精的甜蜜奶茶像手心里的小太阳。
那年，我在顺发中学念书。这所学校没出过什么工程师和科学家，在下岗工人和出租车司机中倒很容易组一桌同学宴。
讽刺的是，这所学校隔壁就是全市最好的高中，我们的教室窗户正对着他们的操场，于是课间就可以看到我们把垃圾顺手往人家操场上丢的盛况。
隔壁学校的校长闹到教育局，要求我们学校派人去打扫，老师自然脸上无光。我们却不以为耻，嘻嘻哈哈地拖着扫帚，以期尽可能拖掉一些上课时间。
老师恨恨地说：“你们不是来上学的，是来混日子的。”我们心里暗暗想：“嗯，说得好。”
奶茶店的老板，我们都叫他“伯伯”。伯伯是顺发中学所有学生的伯伯，保守估计，他做过顺发中学一半以上学生的爹。
如果你不幸考出难以启齿的分数，大可以让他帮忙在考卷上签字；如果你哪天不想上学，他也愿意以你爸爸的身份给老师打电话，告诉老师你去医院了；哪怕你在学校里犯下惊天大案，被老师逼得要非请家长不可，也可以请他拨冗莅临学校一趟。只是这最后一桩事情不宜常犯，不然就要被老师发现三个学生拥有同一个爹。
要是你以为伯伯和蔼可亲，那就错了，他是个脾气古怪、有些高冷的小老头。第一次请他帮忙打电话请假后，我递给他一根10块钱一包的红金龙，他不耐烦地摆摆手。后来我才知道，30块钱以下的烟他根本不抽。
学校里有个爱穿乔丹鞋的家伙，换手机的频率快到惊人。在第三部诺基亚被老师没收之后，他立马换了一部最新款旋转屏幕的手机，很快就招来社会流氓的惦记。
某天，“乔丹鞋”刚出校门，就看见附近小有名气的混混向他走来：“手机拿过来借我打个电话。”
“乔丹鞋”不敢不给，把手机递过去。混混扭头就走，被伯伯拦住了。“把手机还给人家。”伯伯说。
混混看了伯伯一眼，居然把手机还了回去。伯伯拍拍他的肩膀：“以后莫再来学校门口晃了。”这件事在小范围内传开，关于伯伯的传闻更加神秘了，有人说他以前是混社会的，有人说某大佬是他的把兄弟。
17岁那年，我突然被学校开除，原因是在课堂上看《体坛周报》，这是我没想到的事。学校新上任的校长，决心干出一番成绩来，于是把没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家伙开除一批了事。
和我同时被开除的还有两个家伙，一个外号叫“圣斗士”，另一个长相酷似李俊基。“李俊基”颇受低年级女生喜爱，被开除后，每天放学仍准时来到校门口，装作不经意地和认识的学妹打招呼。
我和“李俊基”一样，每天在校门口和奶茶店晃悠。这种感觉很明显，就是你突然被世界抛弃了，无处可去。“圣斗士”干脆消失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之后的某天，我百无聊赖地坐在奶茶店里，伯伯突然把钥匙丢给我：“你帮我看店，我去打麻将，你走的时候把门锁上。”然后简单教了我如何将奶茶封杯。
“那有人点冰沙之类的东西我该怎么做？”
“随便做。”他不耐烦地说。
于是，我开始了每天帮伯伯看店的日子。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打冰沙，有时候我会故意多加一点冰块，剩一点给自己吃。
那时候，连锁奶茶店初具雏形，新饮品陆续上市，我也试着把它们引进伯伯的奶茶店，还会自创一些口味。有一天，“圣斗士”突然来奶茶店找我：“有发财的路子，要不要一起搞？”
我摇摇头：“我要打冰沙，没时间。”
那年，这座城市软性药物泛滥。几天后传来消息，“圣斗士”被抓了，他一直在暗地里做毒品生意。
我想，如果不是伯伯和他的奶茶店，我大概走不出那个夏天。
后来，我逐渐走出被开除的心理阴影，离开奶茶店，到外面的世界看了看。2008年，我做了很多事，去汶川当地震志愿者，骑车去北京看奧运会。回来后，我发现伯伯的店没开门，第二天再去，还是没开。
他到底还是一心一意打麻将去了，我想。
第二年，奶茶店已经换了招牌，变成了文具店，我问老板：“伯伯去哪儿了？”
“他啊，去年突然查出了肝癌，查出后两个月就走了。”
一年之后，学校对面的那条巷子被整体拆迁，新的楼盘拔地而起，广告牌上“重点中学学区房”的字样赫然在目。
时代变了，倒是新开的奶茶店早已不具备社交属性，即买即走，没有板凳可以坐，也没有无路可去的少年在里面晃悠，是消费主义时代的完美点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