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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做好事，会取得好的结果，这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佛说“种好因就得好果，做善事就有好报”，讲的是同一个理儿。佛言凿凿，千磨万砥，原也不应怀疑，可是现实的多元又总爱跟习惯的理念开开玩笑。
几年前，我老家的一个外甥向我借了两千元钱。第二年他准备还钱时，恰好他的妹妹也向我借一千元钱买房子。借给亲戚的钱我本没打算要，于是便告诉想还钱的外甥：这钱我不要了，你兄妹俩每人一千元，算是老舅送给你们的一点礼物。我本善意，自认为做了件好事，可万没想到这却引起了他们兄妹俩的一场大战。哥哥指责妹妹乘机“勒索”，妹妹则感到万分委屈……就这样，原本关系很好的兄妹俩失和，多年不曾上门……
台湾著名作家刘墉在他的《借你一生》中曾谈到这样一件事：一次，他的一位多年不见的洋学生突然打电话给他，请他帮忙解决两支新毛笔。这对他来说并不困难，便让那位洋学生到家中来挑了两支。那位洋学生要付钱，刘墉却拒绝收钱，只当做小礼物送给了她。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洋学生又托刘墉的学生代买毛笔。刘不解，“她为什么不直接找我呢？”学生告诉他：“她说了，因为您不收她的钱。”刘墉在后悔之余，又联想到香港已故明星梅艳芳的遭遇：“‘梅姑’为人豪爽，朋友有求，很少拒绝。但是梅姑往往借出一笔钱，就失去一个朋友，好多朋友反而因此愈走愈远。”他于是感叹说：“借出了钱，借出了朋友。”“‘借’得不当，只怕会把那欠的人推得更远，远得即使是最亲的人，都再难见面。”
《孔子家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鲁国的穷困老百姓，有的被卖到别国当奴隶。鲁国法律规定，若有人把为奴的鲁国人赎回来，政府给报销赎金。这条法律出台后，大大推动了鲁国人的救赎行动。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富人，他在周游列国途中遇到了一个鲁国奴隶，便花钱把这人赎了出来，但却不愿去政府领赎金。孔子知道这件事后，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在孔子看来，圣人做事，应该起到移风易俗、教化百姓的作用。子贡为显示自己高风格，不去领赎金，这反会造成很坏的影响。子贡的“义举”虽没有损害自己的行为价值，却损害了国家的法律，给国家带来损失……果然，子贡的事迹传开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人们再也不能以正常的心态去向政府领取赎金了，因此出钱赎买奴隶的人便越来越少。
子贡的所作所为，让我们进一步懂得了好事做得不当，会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而孔夫子的话则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做事情，不能仅凭好心、善心。君不见，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毁了那么多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破坏了那么多自然生态环境，干了那么多影响恶劣、后果严重的蠢事，可又有哪些不是出自决策者的“好心”，又有多少不是他们自认为的“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