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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老表啊，今年不能按去年的价收你的橘子了，你出去打听打听。实话和你讲，你们这地方路不好，总不能让我赔着油钱做买卖吧。”
“再高点儿，价格要是合适，这好几十担都批给你。你也省得到处凑了。”
橘子商贩精明算计，批发价一年比一年低。父亲不愿妥协，双方僵持不下，价格始终谈不拢。最后父亲说：“老表，今年先不批了，再看看吧。”
一九九五年冬天的那个早上，我们目送橘子商贩的“东风”牌大卡车绝尘而去。父亲蹲在家门口，一句话不说，不停地抽烟。母亲站在他身旁，手里拿着吃了一半的橘子喃喃自语：“越卖越贱，越卖越贱，这是为什么呀……”父亲说：“在我们这穷乡僻壤，橘子还算稀罕的东西，可是在外面，它就太普通了，比咱家椪柑个儿大、汁水甜、卖相好的品种多的是。再加上我们这地方偏僻，路不好走。商贩就是咬死了这一点，笃定我们不批给他们，橘子只能烂掉。”
父亲在小镇上的汽修厂上班，也是村里栽种果树的第一人。乡邻都佩服他，提起他要竖大拇指。可是这些人并不知道，父亲身体羸弱，常年受胃病折磨，干不了重活，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有时候他犯了病，母亲就拿着碗，不停地给他刮背拍打，喂糖水。
就算这样，父亲还是每天骑车七公里到汽修厂上班，下班回家照顾孩子，照料牲畜、打理鱼塘和橘子园。而耕地等粗活重活都落在母亲肩上。
“算了，咱们自己卖！”父亲说。
“六七十担橘子，六千多斤，要卖到什么时候？”母亲问。
“若按橘子贩给的价钱批了，一年的辛苦和肥料钱都换不来，咱们散卖，兴许还能挣点儿。”父亲叹了口气说，“就是散卖的话，以后你要辛苦些了。”
母亲没念过一天书，对父亲向来言听计从。她明白父亲的无奈和愧疚，所以并没有责怪父亲，只是隐隐地担忧，不知道这六千多斤橘子要卖到什么时候。
就这样，六千多斤橘子，全压在母亲身上了。
“妮子，利索点儿，再晚连摆摊的位置都没有了。”
天还没亮，母亲便催促我起床，同她一起赶村集，卖橘子。母亲右肩挑着一担沉甸甸的橘子，右手紧抓着前面的绳子，左手伸到后面稳住另一只箩筐。担子随着母亲的脚步摆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不到十分钟，我们便走到了村集市。
母亲拿出两个小木凳，一扎红色的塑料袋和一杆铁秤。
“好了，就在这里吧，等会儿有人经过咱们摊了，嘴巴甜一点儿，知道不？眼睛盯紧，别让人浑水摸鱼。可要注意了！橘子的价就喊一块八，有人要还价，就一块七，十斤以上最低还到一块六，给我记死了啊！”母亲说。
“还有，称橘子的时候秤杆不能压得太低，但也别翘得太高，小便宜咱不占，但赔本的买卖咱也不做。账一时算不下来别急，实在不行拿笔算，记住了！”
听着母亲的唠叨和叮嘱，我紧张起来。
“橘子怎么卖，表嫂？”一个提着菜篮子的中年大叔走到摊前。
“好甜的橘子咧，不贵，一块八一斤，自家种的东西。”母亲微笑着回复。
母亲随手将塑料袋递给他。大叔接过塑料袋，蹲下来，在箩筐里挑起来。母亲叮嘱我准备上秤，自己则亮起嗓子，对着行人招呼起来。我暗自佩服母亲的胆色和伶俐，逼着自己学会上秤、算钱、找零。
二
赶村集早市的人不多，加上有三四家在竞争，我们多的时候卖七八十斤，少的时候一早上都不开秤。为了多卖点儿，母親经常双脚冻得僵硬，等到人散得差不多了，才收摊回家。
母亲并不气馁，为了多卖橘子，她开始变换花样。
前来赶集的乡邻，都会或多或少地买些葱、蒜和香菜。母亲动了心思，把家里种的葱和香菜摘三五斤，洗得干干净净，分成小把。
遇到橘子买得多，或者讨价还价的顾客，母亲便搭赠几把小葱和香菜，到后来她又送芹菜或两三截甘蔗。顾客自然欢喜，也不便再压价。他们既省去单独买小菜的麻烦，又觉得划算。慢慢地，我们的回头客也多了起来。
这种卖橘子赠小菜的方法，很快引起同行跟风和模仿。
在村集市卖了一段时间后，母亲觉得销售量太小，决定要去赶每隔两天一圩的乡镇集市。那里人流量大，肯定好卖得多。她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父亲沉默许久后说了一句：“只是那样你会更辛苦。”
从家通往镇上的七公里路，坑洼不平。拖拉机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可是通常很难搭上。大多数时候，母亲走走歇歇，挑着百来斤的担子，要花三小时才能赶到镇上。我单独背一个洗净的化肥袋，帮助母亲分担橘子的重量。母亲总怕压着我，每次在家分装完毕后，都会亲自掂了又掂。“重不重，重不重？”她反复地问，然后让我背着走两步，才会放心地扎好袋子。
路途中，我们往往来不及避让前后来车，被糊一脸灰尘或泥水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