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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岁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关于志愿者、红丝带的介绍。
当时就特别想要一个，因为我觉得戴上红丝带，就能跟同学们区别开来，就会被自己喜欢的女生注意到。那时我很喜欢班里一个女生。
于是我去找志愿者索要红丝带，还主动去西双版纳的志愿者协会注册。
2006年，为了能更好地参加红丝带行动，我加入了一个志愿者QQ群。我说想跟他们一起参加活动。
群主在QQ上问了我好多关于艾滋病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一个也回答不上来，但我会“百度”他的问题，然后复制粘贴，为了让对方觉得我是在打字，还故意停一会才给他发过去。
他盘问了我将近两个小时，最后被我的热情打动。他告诉群里人，虽然他只是一个孩子，但这又有什么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就这样，我死缠烂打地跟着志愿者大哥哥大姐姐们参与到防艾宣传工作里了。
现在，联合国在制定一些关于艾滋病问题的公约或者法案的时候，也会来征求我的意见。
其实，真正让我决心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见面。
我跟着哥哥姐姐们去了寨子里，给艾滋病患者的家庭送慰问品。有一家男主人，因为吸毒交互使用针具感染了艾滋病，又通过性传播把病毒传染给了妻子，又通过母婴传播把病毒传染给了孩子。
我们去的时候，男主人已经不在了，女主人躺在床上，小女孩缩在角落里。他们一家因为感染艾滋病被村子里的人赶了出来。
送完东西要走的时候，小女孩拉住我的衣襟，给了我一包东西。打开来，是钱，用卫生纸包着，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钱。我问她：“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小女孩说：“哥哥，给你这些钱，你能救我的妈妈吗？”
我当时一愣，就说：“党和政府会救你的妈妈的。”
小女孩又问：“我的妈妈会死吗？”
我当时就哽咽了，不能说出一句话。我不能告诉她，你妈妈会死，而你最多也只能再活两年。这个小女孩的问题，我一辈子也不能回答。
从此以后，我才坚定了继续这项事业的决心。我是带着一颗不忍之心真正进入公益领域的。
在西双版纳的几年，我跑遍了每一个村寨。在探访这些村寨的时候，有时不能回家，就只好在野外露宿。
有一次，一个猎人追赶一只动物，我就跟着他，试图阻止他猎杀动物。就在他瞄准动物，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用身体挡住他的枪眼。
我告诉他，不能杀害野生动物。这时，他的一个举动让我一生难忘。他跪倒在我面前，说：“如果我今天打不到猎物，我家这个月的经济来源就断了，我还有父母，还有上学的孩子。”我当时心里很难受，同时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公益还是环保，首要的是保证人生存的权利，空喊口号是不行的。
日后我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我去村寨里宣传环保，不是拉上横幅让大家签名宣誓，而是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教他们如何省钱，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
从12岁到18岁，六年间，我跑遍了西双版纳，撰写了《西双版纳环境保护报告》。
我拿着报告去给领导看，非但没有一个人理我，政府的人连门都不让我进。不让进，我就靠着门站着。当时西双版纳在下大雨，为了保护这份材料，我把它揣在怀里，贴着门站着。就这样，一连五天，政府的人终于让我进去了。
他们看了我的报告，接受了其中某些建议，开始着手环保的工作。这样，我就促成了一些改变，而不是仅仅等待改变。
2009年，我18岁，告别了西双版纳，到山东读大学。
去山东读书之前，我家里还是很困难，但父母从来没有抱怨过我。虽然困难，但我仍然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然而对于我关注的另一个群体来说，家庭的温暖却是一种奢侈。这个群体就是留守儿童，当然还有农民工。
曾经有一个留守儿童，说了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他说：“爸爸妈妈，我能去你们家玩儿吗？”
听到这样的表述，我们不应感到可笑，而是可悲。但这种可悲，正是千千万万农民工家庭的真实状态。
在烟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刚从工地上回来的农民工，他无论是上公交还是进超市，总有人躲着他，避开他，就因为他一身的灰尘。我想看一下他住在什么地方，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就一路跟着他，跟他聊天，到他住的地方看了一下。
临走的时候，我提出要跟他握手，他把手背到后面，意思是说我不能跟你握手，我的手脏。然后，他一下抱住了我，哭了。他说，我是这个城市里第一个主动提出跟他握手的人，也是第一个跟他拥抱的人。
其实，农民工要求的真的不多，他们只希望工资不被拖欠，只希望有人身保险，他们只是要求有尊严地活在这个城市里。然而，多年以来，农民工一直为城市充当人手，却从来不是这个城市的人口。
其实，任何一个公益活动都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首先要着手调查，然后要进行行动，最后还要有反馈。反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这个活动有多少人参与？有多少人关注？影响了多少人？改变了多少人？这都是反馈中要体现出来的。在中国，最大的公益组织是政府，有了政府的支持，你的工作就容易开展。
也会有人问，你做这些公益事业，自己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做公益，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能让别人得到什么。正常人的人生长度都差不多，在这有限的生命时间轴上，你能怎样拓展自己的生命，就能多大程度地实现人生价值。
我们处于一个人与人之间互相缺少信任的年代，在这个时代，太热心从事公益这类事情常会被人当做异类。
在这里我要呼吁大家：勇敢地充当社会上的异类。马克思、恩格斯是异类，他们开启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爱因斯坦是异类，他的相对论奠定了我们对宇宙的基本认识理论；毛泽东是异类，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今天，你和我是异类，我们的行动会影响和改变这个社会。
2010年，我和我的团队成立了“思宇责任社会”，我们是想通过一群人的努力来达到对社会的改变。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这个国家，我希望我们的中国更加美好，所以我愿意承担责任。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话：雪化了是什么？我说雪化了是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