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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聚焦：一个真正强大的人，不会把太多心思花在取悦和亲附别人上面。所谓的圈子、资源，都只是衍生品。最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内功。只有自己修炼好了，才会有别人来亲附。自己是梧桐，凤凰才会来栖；自己是大海，百川才会来归。你只有到了那个层次，才会有相应的圈子，而不是倒过来！
一位朋友前几天刚见了蒯大富，跟我说，受不了了，这哥们儿，饭桌上一开口就是“兄弟我当年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
其实，这也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人生巅峰的记忆呢？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玛尼，身上喷的香奈儿，坐进一辆奔驰600，一个人能凸现自己属于一个占据更多资源群体的标志，就是他拥有的记忆。记忆最能标明一个人属于什么圈子。
不过，这股潮流眼下有了新现象。比如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在各种场合作报告，像开忆苦思甜会，从来不提“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开口总要从“兄弟我当年在陕西农村种地的时候”说起。这也不是一个孤例，我视野中成了腕儿的经济学家，莫不如此，要么是“兄弟我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要么是“兄弟我当年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最绝的是周其仁，绝少谈出国经历，爱说“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座的女生都显露出无比崇拜的神情。
难道这些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真的觉得当年自己种地、当学徒、打猎的时光，是他们巅峰时期的经历、最幸福的时光？中国有7亿农民，教授才有多少啊？不能简单地这么说。
记得上个世纪末，社会风气不是这样。那时候站在讲台上的，一开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时候”、“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为什么这些年气氛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他有本书，叫《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其中讲到各个社会阶层如何依靠自己对不同文化符号的熟稔，来标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阶层区隔开来。
当年改革开放开始不久，见个金发碧眼的都非常稀罕，任何海归，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都沾了西方世界文化资本的光。现在，随便一所重点大学里都挤满了等待职称上升的海归。
于是，在这些新海归面前，文化符号的游戏规则就变了。只有开口就是“兄弟我种地的时候”，如何如何，这才是院长、主任级别的范儿，才能让他们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念过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吗？不服不行，大哥就是大哥。
这并不是指在教授中有这种现象。所谓社会科学，就是你要认识到社会是有客观规律的，人就像小白鼠一样，在规律中活着。有个著名的段子，陈丹青听刘索拉强调王朔是“大院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陈丹青后来才明白，刘索拉所谓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学的胡同，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多了。这应该是一样的道理。
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得太复杂了，不过我确实相信，“势利”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有理解了什么是“势利”，才能理解什么是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