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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要做吃饭的人，不做吃草的人。
南北朝之南朝，也有个宋国，国主姓刘，开国者叫刘裕，为区别赵氏家族的宋国，史称刘宋。
“刘宋时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翙，为令，并著奇绩。”意思是傅僧祐一家三代，崽傅琰，孙傅翙，都当官，都做县令，都不简单，都建大业、都有突出政绩。官场这种情况太罕见了，当年社科院之类的学术机构，想来总结一下，命名为傅家现象。只是傅家不说，“世称诸傅有治县谱，相传不以示人。”
傅家三代是靠什么行政的？因为他们“不以示人”，就谁也不清楚了，
其实刘宋时代，做官做得最好的，不是傅家爷崽孙三个，更有一个叫刘元明的，上级认可度与百姓满意度，都要高于傅家三代，“时刘元明甚有吏能，历建康、山阴令，政为天下第一。”建康是如今南京，山阴是如今浙江绍兴，在这两个县做出政绩，不容易；建康，人文荟萃，读书人多，想靠愚民与吓唬老百姓来行政，是很难的；山阴呢，更是出师爷的地方，刀笔厉害，如果乱搞政绩工程，胡弄形象工程，怕有无数支笔如戟，将衙门戳得稀巴烂。刘元明在这两县获得全国政声第一，那多半是真功夫。
刘元明要调动了，另有任用，恰好是傅翙前来接任，“傅翙代为山阴”，交接手续办完，傅翙问了刘公一个亦公亦私的问题：“愿以旧政告新令尹？”刘公说，当官手册，我倒没有，然则，“我有奇术，卿家谱所不载。”傅代县长顿虚前席，降膝聆听，以为是什么绝密诀，却是简单得很：“惟日食一升饭，而不饮酒，此第一策。”
史书记载到此，再无下文。傅翙是心领神会了，还是感觉刘公糊弄他？我觉得是前者可能性大，做官者多吃饭，少灌酒，也许最中时政，毋庸多言——当年是常识，不用太多解释，话说一句，便能点醒官僚，开吏人茅塞，何必做一讲就是从八点半讲到一点半的领导讲话？
日食一升饭，而不饮酒，这平常得很，为何是善政第一策呢？我且做三部分讲。
首先呢，吃了饭，有力气给百姓干活。当官容易，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看看报，QQ聊聊天，也能将官做下去，或许还以不曾扰民评个先进；但做个好官，就不容易，得走村，得入户，得下基层……这对轿车书记也许不费力，但对草鞋书记而言，是很费脚劲的。十多年前，我十年碰一回，碰到一位副县长，他路遇买菜的老汉进城，得帮着挑担一两里路；机关院里有人搬家，他混在人家亲戚里，给人搬箱子，抬桌子……蛮耗身体能量的；再往前，我还随领导去给农民挖过土，锄过麦；记得有年双抢时节，狗伏在树荫下还吐舌头，领导带我去给农民踩打谷机，一场下来，我一餐就吃得下一大锅。刘元明刘县令说要“日食一升米”，意思很明白，就是要吃饱饭，获取正能量，为人民服务，给群众做事，替百姓干活。就算不为百姓体力劳动，但天天为百姓谋划，也是最费脑筋、最耗能的。若喝得醉醺醺的，能干什么？能想什么？不用百姓要侍候，不用美女来陪护，就是好的。
其次，当官吃饭不喝酒，要义是节约闹革命。
一斤米多少钱？最贵的也不超过十块钱吧？
我没见过场面，不知道大领导的柴米油盐到底有多贵？贵但再贵也贵不过酒，五千乃至万把块一瓶的酒，都听说过（听说而已，见过猪跑，没吃过猪肉）。家里吃饭要几个钱？就算公款到馆子里吃工作餐，也真不太耗财政，但若要上酒，那就是挥金如土，钱做废纸，珍珠如土金如铁了。因为官僚一瓶酒百姓一年粮；酒若升级，其他全部升级，上了高端酒，不能在大排档吧？上了高端酒，不能点家常菜吧？上了高端酒，不能让大妈搞服务吧？反正是酒喝得越多，上得越高档，签单起来，那数字后来的0啊，鱼贯而列，穿珠子似的。那都是民脂民膏啊，一张人民币，需要一张人民皮……公款如只吃饭，难以大吃，若是喝酒，那真叫大吃大喝，坐吃山空，县长坐吃县空，市长坐吃市空，国官坐吃国库空。
第三呢，酒杯一端，政策放宽，腐败不就是这么产生的？政策浸在酒里，政策会浸得稀烂；法规浸在酒里，法规会浸得酥软，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官商勾结多是从酒开始的。要说的是，我老家父老评判人品，多是两分法：吃饭的，吃草的。做人事，说人话，是吃饭的；做畜生事，说畜生话，是吃草的。政事耽于酒的，往往不是吃饭的，而是吃草的。张飞鞭打督邮，喝醉了酒嘛；石崇宴客，激客喝酒，不喝就杀美女一名，再不喝，再杀一名……这是在喝酒嘛。官僚喝了酒，酒壮官僚胆，甚恶事干不出来？驾了轿车便横冲直撞，开了推土机便土也推、屋也推甚至人也敢推；诸如将行乞者往春寒河里扔，将女服务员往墙角里顶，将街头“走鬼”往车轮底下赶……诸般恶政，若非喷发酒气所为，也是如醉酒般神经错乱干的。刘元明所谓不喝酒，就是说官僚不能乱发神经。
官员要做吃饭的人，不做吃草的人，即便不是善政第一策，也当是吏则第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