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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她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事教育工作，让她从骨子里对有学问的人仰慕和敬重。她14岁就是北京一名地下党员，刚解放时，她从北京第三女子中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国家百废待举，急需人才的学校近水楼台先得月，把她留下来做了一名政治教员。
不被看好的恋情
1952年的一天，学校通知她参加一个会议，告诉她中宣部理论宣传处的一名干部来校作政策理论宣讲。那时，她对这名干部并没有什么了解。会场上，她静静听着，她发现他出口成章，辞采飞扬，说出来的话洗炼深邃，非饱学之士不能如此。她那热情、活泼的两只大眼睛益发明亮起来。
在众多的听众当中，她的那双眼睛就像两朵灼灼华华的梅花，更像两枚明明亮亮的星子，一下子让他情感的原野芬芳起来，让他爱的天幕一片灿然。他喜欢上了她，她也认定他就是自己青春闺梦中屡屡出现的那个身影。两人由此拉开了相知相爱的帷幕。
从那以后，他们写信、打电话、见面、散步、逛公园、看电影、吃冰棍或冰淇淋，差不多每天都会有一定的时间在一起。但他们在一起主要的不是看电影、吃冰淇淋，而更多的是谈政治，因为她有太多的迷惑，太多想知道的问题，关于世界、关于中国、关于人生、关于福楼拜、莫泊桑……而他就像一个全能的上帝，侃侃而谈、言必中的，准确精到，总能让她豁然开朗。她入迷地听着，看着她大而明亮的美丽眼睛，他会情不自禁地把她搂在怀中，亲吻着，她没有一点儿反抗，只觉得幸福。
然而，她的父母并不看好她的恋情，由于她太过天真，不适于与政治太接近，当然不能做他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爱人。此外，她就是一个普通教师，两人地位悬殊。他还比她大了十九岁，但对于她那如铁的决心，父母只好妥协了。但命运并不向她作出任何妥协。
一句话引起的厄运
也许她要跟上爱人的步伐，也许是他的答疑解惑让她有了不一般的人生和政治见解。在“帮助领导”的号召下，她说了“陆定一这人有点粗暴”的话。父母的话一语成谶，从此厄运像一个恶魔死死缠上了她。这是1957年，于年底她被打成“右派分子”。
对党那么热情赤诚、襟怀坦白的人怎么会是右派？他向组织写信为她申诉，却不起丝毫作用。更让他想不通的是，针对领导个人生活作风提的意见，为什么要被无限上纲上线，被定性为“向党猖狂进攻”？思想转不过弯来，跟不上形势，组织就要触及他的灵魂，他被不断“补课”，最后有关领导让他与她离婚。
“不流泪来心似铁，寸肠千结”，这让他肝肠寸断，将痛苦的泪水往肚里咽，心却似铁般要和妻子不分离，不光这样，他还骑着自行车到百里之外的劳改农场给妻子送营养品。由此，他被人举报：“不与右派妻子离婚，瞒着组织相会。”之后，相关部门针对他开了多次组织生活会，并严厉地对他说：只有与妻子离婚才有出路。否则，不说他的工作难保，就连她也罪加几等。
为了保住他的前程，让孩子有一个正常工作的父亲，也避免自己陷入更大的苦难中，她含泪提出与他离婚。而此时的她，正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这让她更有着敲骨吸髓之痛。
从此，她在极其艰难中度日。携手相将，花前月下，只是成了一种记忆；那些成双成对的过往，只能在低眉垂首之间，如同梦幻泡影般在眼前呈现。而有关部门似乎连这样的梦也不让她做，为了彻底让她断了对他的念想，在她刚刚生下孩子后，勒令她重新组成家庭，与右派教员聂宝珣结婚。她不愿意，他们就让刚生了孩子的她到农场做重体力劳动。
不久，身心并痛使得她患了心包炎，她从农场回到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学校让他继续劳动改造：在地下室里种蘑菇，那时正处于饥荒年，各单位设法生产食品以自救。见到许多即将饿死的人被她种出的蘑菇救活，即使日夜劳作她也觉得不再那么累。由于“改造”的好，1961年年底，她被摘掉右派帽子，做了学校的一名资料员。见她的日子逐渐恢复正常，1962年秋，他也组成了自己的新家庭。
暴风雪来的更猛
她和他似乎不再有交集，一切也似乎云开日出，他做他行政与研究工作，她教书育人，抚养他们的三个女儿和与聂宝珣生下的一个女儿。“天将奇艳与寒梅，乍惊繁杏腊前开”，虽说自己经历了寒彻骨髓的冬天，但她的四个女儿一个个出落得如花似玉一般，人生又欲何求！
“大片纷纷小片轻，雨和风击更纵横”，然而，她生命中的一场更大的雨雪向她粗暴地袭来。1966年，“文革”开始，她再次受到斗争和迫害。造反派用细铁丝在她脖子上挂了四块沉重的砖头，鲜血从细铁丝勒进的皮肉处流了出来。接着，那些疯狂至极的“造反派”让她继续挂着砖头，强迫她在玻璃上爬行，她的双腿、双手顿时鲜血淋漓。
更让她寒心的是，他按月供给孩子们的抚养费也中断了，因为“文革”开始后，他的处境也非常艰难，中宣部被称为“阎王殿”，陆定一、周扬分别是大阎王、二阎王，他则是“阎王殿”里的“大判官”，他被打倒，关进牛棚，接受劳动改造。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她又成了被审查、被斗争的对象。7月11日晚，北京第三女子中学“革委会”主任宣布她是“没改造好的右派”，将在第二天下午开全校大会给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然而，这样的事永远也不会来了，次日中午有人报告她吊死在了一个废弃的厕所中。“革委会”宣布她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一年，她年仅三十四岁。她就是孙历生，他是于光远。
1978年，她的女儿们为她举行追悼会，发出了一百张请柬，到会的却有几百人，但于光远没有出席。他一生中出版了近百本著作，没有哪一本写到孙历生。
爱到深处是冰封
有人说，于光远作为“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党的高级干部”，却没能保护住他深爱的人，使得他无法解释也无法自谅，只能回避，只能对这段人生刻骨铭心的感情进行封冻。
可不是，于光远曾痛哭着告诉他们的大女儿于小红，在孙历生“自杀”几个星期前，他找过她，告诉她“清理阶级队伍”，她可能再次受到批斗，让她有思想准备。但他没想到此竟会是诀别。
也许正是这种“通风报信”，让孙历生感到人生天地的寒冷。她认为自己很难抵抗得住了，于是将花一般的生命交付了一根扭扭曲曲的绳子。还有“陆定一这人有点粗暴”的话，她并不在中宣部工作，对这个“大阎王”哪里会了解，她能说出这样的话，未必不与他的“答疑解惑”有关。也许这些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春风春雨，夏云夏霞，秋花秋月，冬雪冬霜。2023年9月26日，他怀着这种痛离开了人世，与善始却不能善终、他之心爱的女人在九泉之下相见去了。
爱到深处是封冻，或许这样的封冻难免让人感到萧瑟冷肃，而正是这种封冻，才能唤醒世界给爱一个温暖明丽的环境，使得爱如春草春花般一片生机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