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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是一座传统的北方工业城市。
如果倒退 20 年，你在马路上随便拎出 10 个人来，起码有 5 个是工人，3 个机关事业单位，1 个个体户，1 个其它。
形形色色的工厂是这座古城的命脉。“老炮儿”们的故事，讲的是皇城根儿下大院子弟和胡同串子们的江湖纷争，而在一百多公里以外，我认识的人里有一半是 “厂院子弟” 。
在老一辈市民口口传颂的城市历史里，“八大厂” 是这座城市曾经辉煌的象征。随着时代的更迭，旧的产业被淘汰，新的产业崛起。但无论怎么变化，这座城市依旧以工业为核心生产力。就在前不久，雾霾笼罩华北平原，我的家乡光荣登上积分榜榜首，被 CNN 称为 “中国烟城” 。
和这座城市里许多孩子一样，毕业之后我就面临两种人生抉择：公务员OR工厂。
公务员并不适合我，原因说起来当然有很多。当时恰逢本市一家新能源企业迅速崛起，劳务需求旺盛，待遇在当时来说比较可观。所以，20岁刚出头的我，就成了一名光荣的车间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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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一名车间工人之前，需要经过一周左右的军训，强度和大学军训差不多。本市另外一家很有名的汽车企业在这件事上做到了极致，他们的新员工要军训一两个月，最终考核项目里有万米测试。我听说之后腿一软，差点跪下。
我所在的这家企业当时发展的很快，老总一度风光无限。纽交所上市，他一身西装，不打领带，是纽交所200多年历史里第一个不打领带的敲钟人，这件事在公司内部至今都传为美谈，但另一种声音也认为，这不土鳖么。
老总本人在坊间有诸多江湖传闻，如果你在百度搜索本市的黑道风云，就会看到他的名字。
他当过兵，因此整个公司奉行军事化管理。两人走在厂区要成行，三人要成列，不许嬉戏打闹。厂里有一支由退伍军人组成的督查队巡逻，某个草丛里，可能就藏着一个拿着DV的身影，拍摄着你的一举一动。早班的员工走到厂区门口要下车步行，公司中层领导则齐刷刷分列大门两侧，员工要先大声喊 “早上好！”，领导们即时回应 “早上好！”。
宁爷是我在这里第一个工作搭档，一个粗狂的北方汉子。他比我早一批进公司，每天骑着一辆125摩托车。上班第一天，他一路奔驰，到了厂门口才突然想起要下车步行的规定，一紧张，拧了把油门。摩托车呼啸着冲向值班室，两排中层领导脸都绿了，以为遇到了刺客。因为公司老总当时就在值班室门口，大马金刀的坐着个马扎，手里正拿着根油条吃早饭。
幸好那辆125比较争气，即时刹车阻止了一场灾难发生。否则第二天本市的头条可能就是《知名企业家遇飞来横祸 遭员工摩托碾压身负重伤》的大新闻。
老总在第二天的早班大会上描述了这个事件，他说，“某个员工，一大早骑个摩托车，冲着我就来了。怎么？是要向本将军示威？”
宁爷为此写了一份检查，由于不深刻，一共写了三遍。
老总最初是做化妆品生意起家，不拘小节，却很会享受生活。厂区一角盖了个迷你植物园，里面养着孔雀和鹿，池塘里有鱼，听说还有王八。我想象着他坐在自己的后花园里，一会看鱼，一会看孔雀，伸手一掰就是鹿茸，随手一划拉就能喝到王八血。
有钱真好。
除此之外，老总还喜欢足球。赞助了2010年世界杯，请马拉多纳吃过饭，据说花了20万。厂里还养着一支足球队和篮球队，我的一位同学就在足球队里。上班就是训练，打打业余比赛，领和工人一样的工资。
我问他，“将来呢？你也踢不了一辈子。” 他头也不抬，“ 将来再说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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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的 “企业文化” 在我看来有点莫名其妙。
老总说的话被印成小册子，名为 “XXX语录”，员工要熟读与心，否则就要重新培训；还聘请了一位据说会武功的老师傅，发明了一套拳法，每天早班之前出早操，员工列队打上一遍，打不好要重新培训；当然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口号。
在我第一次去参观车间厂房时，首先看到的就是墙壁上挂着许多巨大的红色横幅，上面用黄色字体写着：“XXX攻坚战！还有一个月！” “誓将XX目标拿下！”之类煽动性口号，看得人有一种没来由的豪情。
这里开员工大会叫 “誓师大会” 。员工代表上台发言表决心，“感谢公司给了我这份工作，以后要让我的孩子，孙子，都到这里来上班！” 说着说着哽咽了起来。这是真实发生的事实，我在台下听的瞠目结舌。
我所在的车间完全封闭，采取早、中、夜三班轮换制，一班 8 小时，有时赶产量，会改成两班制，一班 12 小时。时间一长，有时候你分不太清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
我不但见过这座城市凌晨四点的样子，还无数次被下午四点的阳光晃了眼。
公司的待遇在当时看来确实不错。和其他各年龄段的工友区别在于，我不痴迷游戏，不打牌，不嫖娼，手里拿着工资没处花，就去买了一部 80G 的 IPOD ，还配了一副很不错的耳机。这笔买卖在我看来无比划算，这部 ipc 连同里面存的几千首歌，在之后几年时间里都一直是我的心灵寄托，一直到 2010 年的某个早上，它阵亡在北京双井百环家园的某个合租房里。但当时，工友们却觉得我是个神经病，他们说：“真牛逼，花这么多钱买一个MP3。”
但这个 “MP3” 似乎没有用武之地，因为车间里不能听音乐，也不能玩手机。然而在上大夜班时，在人体机能最困乏的时间点，车间里大喇叭有时会突然 “吱啦” 一声响，吓人一哆嗦。然后，《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响起，而且是循环播放，震耳欲聋。
一切的一切，让我恍惚觉得自己穿越回到了某个特定的年代。可偷偷看一眼手机上的日期，明明是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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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的工作内容，简单来说就是看设备。
一台德国制造的机器，两个员工分坐两头，穿着防护服，只露出两只眼。硅片从机器的一端通过传送带一排排传送进去，经过硝酸、盐酸、氢氟酸的化学反应之后从另一端出来，一片片插入盛放的器皿里，那个器皿有个很传统的中国名称：舟。
设备里的氢氟酸遇到空气会形成一种黄色的气体，剧毒。我的组长是一个比我年纪还小的男孩，技校毕业，据说18岁就来到这里。当设备出现故障，流动的硅片卡在某一处滚轮，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造成后边很多片的损失，影响成品率。许多次，我都看到这个小个子组长来不及带防毒面具在工厂上班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直接掀开设备的盖子，半个身子探进去修理。黄色的烟雾笼罩着他，我找到了他能当组长的原因。
那年我20岁出头，每天就站在那里日复一日的看着一片片的硅片在眼前流动。一段时间之后，有那么几次，我觉得自己眼前流动的不是硅片，而是时间。
这种感觉给我带来巨大的恐慌。
更大的恐慌则来自我的工友，那些比我年长几岁或者十几岁的人。他们每天在我身边忙碌着，表情麻木，日复一日。他们大多已经成家，有孩子，有老人，有责任，有柴米油盐，有家长里短，有人情世故，生活的疲惫而忙碌。
十几个小时的大夜班，对他们的身体机能是一种挑战。实在熬不住了，会偷偷找个地方眯上几分钟。十几分钟之后慌忙起身，看看表，急匆匆跑回自己的岗位，像偷偷看毛片被家长发现的孩子。
20 多岁的我就站在那里，恍惚间看到自己 30 多岁时的影子。
这种巨大的恐慌形成的焦虑，让我很长时间在夜班回家之后也难以入睡，我会打开电脑听很重的歌， Park、Korn、、夜愿或者战车……每天伴着巨大的轰鸣与嘶吼渐渐入睡，直到下一个大夜班来临。
这才是真的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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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过，焦虑和恐慌一点点积累，我和组长，班长，车间主任的冲突次数越来越多。横幅、口号、拳法、老板的语录、团结就是力量..……从一开始就有太多我无法理解的事物存在。
在某一个夜班结束后，车间要求我们“自愿”去参加公司新楼盘的奠基仪式。是的，本公司后来开展了不少副业，包括房地产、酒店和养殖场，年终发的年货都是自家产品，基本不敢吃。那天，14 个小时的夜班之后要求参加奠基仪式这个事，大家都觉得不合理，只有我提出了质疑。
“要不去呢？” 我问我的小个子组长。
“不去算旷工。” 比组长高一级的代班长抢先回答了我的疑问。
“不是说自愿么？”
“都自愿了，没人去了。” 组长一句道破天机。
“可我完成工作了，现在是下班时间啊。”
“你可以请假，这个班白上。” 代班长很不耐烦。
“那你要这么说，去了得有加班费吧？”我觉得这个要求还算合理。
车间副主任在旁边听着我们的对话被激怒了，指着我大声斥责：“你思想有问题！很严重!”
“我有什么问题？”天天听金属乐才能睡觉的真朋克还怕跟你撕逼？
“看看墙上的话！你懂什么叫以厂为家吗？！你有什么资格提要求？”副主任字字铿锵。
我觉得异常焦躁，“这个家就这么对待自己孩子的？”
副主任气的满脸通红，摔了口罩回了办公室。周围没人说话，个个表情木然。跟我关系最好的宁爷骂了句脏话。
最后，我们一整个组被留在那里等着接受思想再教育。
当时，我爹刚弄丢了我的卡片相机，作为补偿，他决定给我换一部单反。这个消息让我激动万分，对未来充满着无限的憧憬。一个叫做 “摄影师” 的头衔正在向我微笑着招手，姑娘们眼怀渴望，等着我来给她们拍私房，14个小时大夜班之后的恍惚状态中，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就要翻开新的篇章，于是毅然决然脱了工装，出门奔向了电子器材城。
路上接到代班长电话，“回来吧，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我直接挂了电话。
“回你 MB，劳资要有单反了，我是未来的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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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去？
在我跟车间主任撕逼之后，我能预感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开始酝酿辞职。
这时候，身边的一些同事、朋友包括家人都特别不解，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会问我三个颇有哲学意味的问题：
“你要去哪？你想干嘛？你能干嘛？”
当人生第一次面临自主抉择，似乎还是件攸关未来走向的大命题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任何方向。
但是2010年世界杯来了。
苦苦思索那三个哲学命题没有答案，就干脆不思索。我决定先跟单位请一个月病假在家看世界杯，感觉最好的理由是骨折。
这样的大假一个电话是解决不了的，起码需要一份医院的诊断证明。我当然不可能为了看世界杯真的敲断自己的腿。灵机一动，我跑去医院花两块五挂了个号，领了个病例袋。我是学计算机的，用一个下午的时间仿造了一张病历卡，还复刻了一个病例袋上面贴的条形码。
一个严谨的处女座。
作为阿根廷球迷，10年世界杯是段悲伤的往事。
世界杯之后，我回工厂递交了辞职报告。那段时间辞职的人很多，女的车间正主任拿着辞职报告对我说，“腿要是不行可以再养养。”听了之后居然还有点感动，然后拒绝了她。
我的工人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之后不久来到北京，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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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之后的今天，我当然没能成为摄影师，那台单反放在柜子里已经落上了厚厚的一层灰。那家曾经短暂辉煌的工厂如今也半死不活，频频传出进入破产保护的消息。
很多人庆幸我早早的离开，似乎当初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但5年之后的我，其实仍然不知道当初离开时他们问我的那三个问题的答案。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没有目标，没有人生规划，稀里糊涂的过着。
这不是励志小说，没有屌丝逆袭的桥段，没有娶到白富美的大团圆，特别的不正能量。
当年那些工友们，有的如今还在那家工厂工作。结婚，生子，变成我想象中30多岁时的那样。有几个人我们关系一直不错，过年总会聚到一起喝酒。其中一个，工厂落败之后，他一边上班，一边跑起了业务，每个月任务30万。他开始张罗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来做投资，不过至今也没找到我头上。
我一边庆幸，一边哀伤。哀伤是因为自己穷的这么明显，推销的都看不上。庆幸是因为，他推销的那款产品，叫 E 租宝。
其实你说，他们难道不努力吗？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努力，每天都在努力的生活。可生活给我们选择的空间并不多，它从来就不公平，也不讲道理。不管努力如他们，或者吊儿郎当如我，结果似乎都差不太多。
可能大多数人从一出生，剧本就写好了大致的梗概。
《响聊聊》第一季里，响哥跑去采访朴树。朴树说，青春就是瞎胡玩。这样的观点听的人心里一惊，完全不正能量。但朴老师又说，现在的年轻人，头脑清楚的已经很可怕了。
是呢，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太过于清楚了？
到了相亲的年纪，许多姑娘们上来不出三句话就会问到，将来有什么打算？是回家还是留在北京？有什么人生规划？每次我都特别实诚的回答不知道，将来的事谁说的清。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夏天的时候，我的一个女性朋友跑去泰国待了一周，啥也没干，考了个国际潜水执照。我觉得这事很酷，但更多的声音是：你考这玩意有啥用？
似乎我们每做一件事都得先考虑是不是“有用”。
我不是人生导师，熬不出鲜浓的鸡汤；也不是励志偶像，能给人指明人生的方向。这就只是自己一段经历。如果非要有什么建议，那我可能会对5年前的自己说：
饭要按时吃，酒得认真喝。对得起当下这一刻正在做的事，不辜负眼前遇到的人，可能就是最好的人生规划。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你也一样。
“感谢上帝让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否则连起床的勇气都没有了。”
——《八月：奥色治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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