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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湖南大学文学院急需法文教师，到处寻找，没有找到通晓法文的教师。院领导正在着急的时候，英文老师陈世骧推荐：“我有个朋友，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法文水平很高，可以当法文老师。”
陈世骧推荐的是金克木。论学历，金克木只是个小学毕业生，但陈世骧说金克木中学里教过英文，从初一到高一四个班的课都由他教，教学效果非常好；他不仅英文好，而且法文水平也好，足以胜任大学教师。
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陈世骧拿出北大外籍教授——法国人邵可侣所著的《大学初级法文》，翻开里面的法文序言，序言中赫然写着金克木对此书的贡献。
邵可侣是法国巴黎公社著名人物的后代，法语教学中的权威人士，而《大学初级法文》则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科书。既然邵可侣都认可金克木，金克木又亲自参与了教科书的编订，而湖南大学里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所以最终决定聘任金克木。
1930年，金克木18岁到北平求学时还不懂英语，靠着好奇心和钻劲，凭借几本英语工具书，又找了一位要学费不高的私人老师，便在很短的时间内看懂了英文原版书《少年维特之烦恼》、《阿狄生文报捃华》，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也是同样的方式，金克木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世界语。1933年，金克木去北京大学旁听邵可侣的法文课，得到邵的赏识，学习效果非常好。之后，金克木整理并校订邵可侣的讲义成为《大学初级法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邵可侣在法文序中特地提到了金克木的贡献。金克木没想到，这便是他当大学老师的敲门砖。
金克木也参与到邵可侣组织的“法语圈”的交际活动中，并在一次聚会中认识了著名教授吴宓，相互间很谈得来。
金克木的这些经历，陈世骧虽然有个大概的了解，但无论如何，让一位只上过小学而半路出家学法语的年轻人去大学教法语，毕竟很不寻常。
紧接着，当陈世骧得知教学课本并不是邵可侣编的那本，而是用英文讲法文的外国书时，便更加紧张。
陈世骧生怕自己推荐的人无法称职，所以，在金克木上第一堂课时，他在外面听了半天。金克木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只是顺顺利利地教好一堂又一堂课，其教学质量得到学校的认可和学生们的欢迎。这应该很富传奇色彩吧。就像金克木所说：“恐怕暗中听我的课的不止他一个。谁能相信一个没出过国的年轻人竟能对大学生用英语教法语做中国话解释呢？”
1941年到1946年，金克木在印度工作和学习。他虽然没去哪个大学进修，但有缘到天竺释迦佛“初转法轮”处的鹿野苑，住香客房间，与僧徒为伍，在寺庙中饱读佛教典籍。他再一次进入一个全新的天地，对梵文和佛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因此四处求学，最终得到已归隐的法喜老居士的真传。法喜老居士曾在印度的大学教书，后又被聘为哈佛大学教授、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他因为不适应严寒气候而回到印度。许多人慕名而来，向他学巴利语、学佛教，但从没有人找他学梵文。金克木是他的惟一的梵文学生，他倾全力将自己的学问传给了金克木。金克木曾在《父与子》一文中提到当时的教学：“熟悉了以后，白天也让我去，两人在大炕上盘腿坐着对话。他很少戴上老花眼镜查书。先是我念、我讲、我问，他接下去，随口背诵，讲解，引证，提出疑难，最后互相讨论。”在这样的学习中，金克木精通了梵文和佛典。当他1946年回国时，他其实已成为中国某些领域中的“稀缺人才”。
金克木一到上海，郑振铎就说推荐他到大学教梵文，但没能如愿。也许是因为金克木的低学历吧。
紧接着，曹未风告诉金克木，说吴宓先生在武汉，可跟他联系。金克木与吴宓很熟悉，吴宓很看重金克木，马上向武汉大学推荐。
吴宓当时是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又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其学问及人品则是学界普遍推崇的，所以，他的举荐是很有分量的。但吴宓也没想到，他推荐金克木到外文系教梵文，而文学院长刘永济却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
原因跟金克木第一次当大学老师一样。当时武汉大学也找不到教印度哲学的合适人选，而这门课程又是必修课，金克木正好填补这一空缺。
推荐人吴宓不放心了。他十分认真地对金克木说：“你教语言文学，我有信心。到哲学系去，我不放心。”金克木回答：“到哲学系对我更合适。因为我觉得，除汤用彤先生等几个人以外，不知道还有谁能应用直接资料讲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而且能联系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哲学，何况我刚在印度度过几年，多少了解一点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哲学的情况，又花过工夫翻阅汉译佛典，所以自以为有把握。”
吴宓仍不放心，于是也像陈世骧一样，在教室外听了金克木的第一堂课。
从此，金克木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从武汉大学到北京大学，跻身中国最优秀的教授行列。
